自考科普贴中国首批自考生在中南海里领到毕业证书
1984年的冬天，羽绒服还没有进入中国人的生活，穿着棉袄的刘正钦站在长安街上，怀揣着一份县自学考试办发给他的毕业典礼通知书。毕业典礼的地点很特殊，是中国的政治心脏中南海怀仁堂，这在今天看来实在让人意外。
就在那年的长安街上，北京大学的学生在国庆游行时打出了“小平你好”的横幅，让历史定格在那一刻。那些恢复高考后的大学生们，逐渐成为全社会尊敬与羡慕的对象。
就在那场国庆游行的两个月后，也是在长安街上，刘正钦也即将成为一名拥有高等教育学历的人，只不过他的途径不是高考，而是中国教育史上新创造的一种考试模式——高等教育自学考试。
时隔34年，刘正钦还记得几百名毕业生列队兴高采烈地进入会场的情景：台上有中央和北京市有关部门的领导，那天到场的高官员，是时任中央党校校长的王震，王震笑逐颜开地与台上的人互相打招呼，并向台下的毕业生们致意。
他还能记得台上下明亮柔和的灯光，会场温暖热烈的气氛，还有众多与会者喜悦欢欣的笑容。台上的领导给毕业生代表颁发了毕业证书，会后，大家还意外地领到了纪念品——一件黑褐色的陶瓷双马笔架，上插两支圆珠笔，底座上贴着一个红色纸条，写着“北京市高等教育自学考试纪念”一行字。
后来，刘正钦从北京郊区农村的民工变成国家部委的干部，其间工作变动了多次，居住地点也改换了多次，但不管住在哪儿，这件黑褐色陶瓷双马笔架，始终摆在家里显著的位置。
看到报纸上的标题兴奋地大喊“功德无量”
作为小学没毕业就赶上十年动乱的青年，学校留给刘正钦的记忆，大多是大字报、标语、红袖章和教室中缺胳膊短腿的桌椅板凳以及被砸碎的门窗玻璃。
“1969年，我只上到初中，就无学可上了，当时取消了高中。不能上学，对于一个酷爱读书，渴求知识的孩子，不啻是严冬的来临。缺少书籍，没有师长，蓦然进入了乱糟糟的社会，满耳都是‘运动’的喧嚣，我开始在迷茫混沌中混起了日子。随父亲回乡务农和外出做民工的几年间，我的‘精神食粮’仅是几本‘红宝书’和一些政治学习材料。”
刘正钦回忆，1975年实行“工农兵上大学”，因为他表现好，被村里推荐上大学，还到公社参加了面试。但在后确定录取人选时，却因父亲的“历史问题”被“刷”了下来。当时公社书记还找他谈话，说是“名额有限”，只好让位给“根红苗正”的人。
1978年，国家终于恢复高考，但遗憾的是，刘正钦当时已经有了“正式”工作，且当时妹妹也正在准备高考，考虑到工作和家庭诸种因素，他没有报名。
但刘正钦的“大学梦”并没有就此泯灭。
1981年，刘正钦在密云东北部的深山里修水库。他记得那年的春天来得很早。一天下午，摩托车响，邮递员送来前一天的报纸，打开报纸，他一眼就看到了国家要在北京市试行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制度的大标题。他把报纸来来回回咀嚼了好几遍，直到确定无疑，才高举双臂，大喊一声：“太棒了！功德无量！”把旁边的工友吓了一大跳。
早在1977年邓小平就指出：“教育要两条腿走路，大专院校是一条腿，各种半工半读是一条腿。”随着改革开放步伐的加快，社会需要大批专门人才，已有的高等教育形式难以满足社会需求。
1980年5月，中央书记处提出，应该拟定一个办法，规定凡是自学有成绩，经过考试合格者，要发放合格证书。转过年的1月，批转了教育部的《高等教育自学考试试行办法》，要求自学考试的学历层次，与普通高等院校的学历层次水平的要求一致。
不久，刘正钦从水库工地专程去了趟一百多里外的县城，在书店里找寻了半天，把当时能买到的书全买了，提了沉甸甸的一捆书回来，引得工棚里的工友说他“野心不小，胃口很大”。他说当时自己恨不得把考试计划指定的书目一口气吞下去。他说那些书就像暗夜旅途中的一盏盏灯，给被十年动乱耽误了的和一切失去上大学的机会而有志成才的青年，开辟了一条清晰可辨的，可望而又可即的登攀之路。
监考人员和考生几乎人盯人，考试一小时后就有人离开
1981年6月7日，刘正钦参加了中国场自学考试——中文专业的哲学科目。考场设在县政府食堂前一幢上世纪50年代的大房子里，陈旧而空旷。屋内的铁木课桌椅大都搬到两边去了，中间仅留下两排，桌面擦得锃亮。
监考的老师们来了，四男两女，六个人，而当天参加考试的考生只有十个人。
当天的考题难度很大，考试刚进行一个小时，就有人放弃考试离开了考场。刘正钦答题时很紧张，不时看表，恐怕时间不够。考试有三个小时，他只记得思维和笔头一直没有停顿。
出了考场，他就同三四个人热烈地讨论起来。这一天结识的几个人，是他参加自学考试早的同学。
接踵而来的就是盼着分数快点判回来。半个月，二十天，忘了到底盼了多少天，总算把分数盼回来了。十个人考试，三个人及格，一个人65分，两个人60分，其中有他。总算成功了！几年后这三个人都成了自学考试的本科或专科毕业生。
从那次考试开始，参加自学高考的考生逐年增多。自学高考从北京试点扩展到全国，科目从几种扩展到上百种，学业等级也从专科本科逐步提升到硕士研究生。与改革开放几乎同时的自学考试制度，成为世界上规模大的开放式高等教育制度。
从1981年春天开始，刘正钦的自考前后坚持了十年。先后获得了中文专科、专科和中文本科的毕业证书；除英语外，还基本考完了本科的课程。
十载春秋，刘正钦几乎把所有的业余时间都花在了考试上。为了准备一年两次的大考，春节和国庆两个假期是忙碌的。
那些年每临近春节，他要同妻子一起细细地捋一下过节的日程，把时间表排得紧紧的，“旋风式”的走亲访友，然后赶紧“遁”起来，以争取几天读书的时间。
记不清是哪一年的国庆节了，他和几个自考的朋友“闷”在屋里复习，从早上8点“闷”到晚上9点，室内烟雾缭绕，烟缸里满是烟蒂，整好的复习提纲和模拟题贴了满墙。
十年里，刘正钦考过了将近40门课程。加上通不过重考，平均一年要考3到5门课。
千千万万人通过自学考试，改变了命运
回到1984年，当时能够拥有大专以上文凭的人，在一个区县的青年里算是凤毛麟角。刘正钦很快成为当时备受瞩目的“秀才”。就在从中南海怀仁堂获得毕业证书的半年之后，他被调到县委办公室做文字秘书工作，一跃进入了党政机关的枢要部门。
后来，刘正钦的人生命运几经变化，从乡镇到教育系统、广电系统，还在上世纪90年代初通过全国次“国考”（当时叫做中央国家机关补充工作人员），以的考试成绩进入国家部委。
被自学考试改变命运的不止刘正钦一个人，到了20世纪末，中国开设的高等教育自学考试专业已经达到425种，逾2600万考生参加考试，累计本、专科毕业生达到180余万人，其中本科7万多人。
谈到自学考试的收获，刘正钦认为除了一纸文凭，对自身能力的提升更加重要。“1991年国家人事部会同二十几个部委，在北京地区联合招考国家工作人员。当时我已经38岁了，家庭负担很重，但还是报了名。”刘正钦说自学考试已经让他养成持续自学的习惯和应对考试的能力，自学考试非常严格，通过的每一门课程都没有一点儿“水分”。能拿下自学考试本科文凭的人，其学识并不比一般全日制大学生差。
过了花甲之年，退休在家的刘正钦时不时想起以前的事，回首人生旅途，感到有几件事对自己影响很大，有的可以说左右了个人命运，自学考试就是其中一件。
“通过自考改变命运。”这绝不是一句简单的口号，而是几代人的呼声，几代人的感受。35年来，因为自考，很多人的命运已经改变，他们的经历正激励着新一代的自考生们，今天的自考生仍在实现着这句话，自考还将改变更多人的命运……
下期曹老师给大家介绍自考科普帖（三）自考含金量
就在那年的长安街上，北京大学的学生在国庆游行时打出了“小平你好”的横幅，让历史定格在那一刻。那些恢复高考后的大学生们，逐渐成为全社会尊敬与羡慕的对象。
就在那场国庆游行的两个月后，也是在长安街上，刘正钦也即将成为一名拥有高等教育学历的人，只不过他的途径不是高考，而是中国教育史上新创造的一种考试模式——高等教育自学考试。
时隔34年，刘正钦还记得几百名毕业生列队兴高采烈地进入会场的情景：台上有中央和北京市有关部门的领导，那天到场的高官员，是时任中央党校校长的王震，王震笑逐颜开地与台上的人互相打招呼，并向台下的毕业生们致意。
他还能记得台上下明亮柔和的灯光，会场温暖热烈的气氛，还有众多与会者喜悦欢欣的笑容。台上的领导给毕业生代表颁发了毕业证书，会后，大家还意外地领到了纪念品——一件黑褐色的陶瓷双马笔架，上插两支圆珠笔，底座上贴着一个红色纸条，写着“北京市高等教育自学考试纪念”一行字。
后来，刘正钦从北京郊区农村的民工变成国家部委的干部，其间工作变动了多次，居住地点也改换了多次，但不管住在哪儿，这件黑褐色陶瓷双马笔架，始终摆在家里显著的位置。
看到报纸上的标题兴奋地大喊“功德无量”
作为小学没毕业就赶上十年动乱的青年，学校留给刘正钦的记忆，大多是大字报、标语、红袖章和教室中缺胳膊短腿的桌椅板凳以及被砸碎的门窗玻璃。
“1969年，我只上到初中，就无学可上了，当时取消了高中。不能上学，对于一个酷爱读书，渴求知识的孩子，不啻是严冬的来临。缺少书籍，没有师长，蓦然进入了乱糟糟的社会，满耳都是‘运动’的喧嚣，我开始在迷茫混沌中混起了日子。随父亲回乡务农和外出做民工的几年间，我的‘精神食粮’仅是几本‘红宝书’和一些政治学习材料。”
刘正钦回忆，1975年实行“工农兵上大学”，因为他表现好，被村里推荐上大学，还到公社参加了面试。但在后确定录取人选时，却因父亲的“历史问题”被“刷”了下来。当时公社书记还找他谈话，说是“名额有限”，只好让位给“根红苗正”的人。
1978年，国家终于恢复高考，但遗憾的是，刘正钦当时已经有了“正式”工作，且当时妹妹也正在准备高考，考虑到工作和家庭诸种因素，他没有报名。
但刘正钦的“大学梦”并没有就此泯灭。
1981年，刘正钦在密云东北部的深山里修水库。他记得那年的春天来得很早。一天下午，摩托车响，邮递员送来前一天的报纸，打开报纸，他一眼就看到了国家要在北京市试行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制度的大标题。他把报纸来来回回咀嚼了好几遍，直到确定无疑，才高举双臂，大喊一声：“太棒了！功德无量！”把旁边的工友吓了一大跳。
早在1977年邓小平就指出：“教育要两条腿走路，大专院校是一条腿，各种半工半读是一条腿。”随着改革开放步伐的加快，社会需要大批专门人才，已有的高等教育形式难以满足社会需求。
1980年5月，中央书记处提出，应该拟定一个办法，规定凡是自学有成绩，经过考试合格者，要发放合格证书。转过年的1月，批转了教育部的《高等教育自学考试试行办法》，要求自学考试的学历层次，与普通高等院校的学历层次水平的要求一致。
不久，刘正钦从水库工地专程去了趟一百多里外的县城，在书店里找寻了半天，把当时能买到的书全买了，提了沉甸甸的一捆书回来，引得工棚里的工友说他“野心不小，胃口很大”。他说当时自己恨不得把考试计划指定的书目一口气吞下去。他说那些书就像暗夜旅途中的一盏盏灯，给被十年动乱耽误了的和一切失去上大学的机会而有志成才的青年，开辟了一条清晰可辨的，可望而又可即的登攀之路。
监考人员和考生几乎人盯人，考试一小时后就有人离开
1981年6月7日，刘正钦参加了中国场自学考试——中文专业的哲学科目。考场设在县政府食堂前一幢上世纪50年代的大房子里，陈旧而空旷。屋内的铁木课桌椅大都搬到两边去了，中间仅留下两排，桌面擦得锃亮。
监考的老师们来了，四男两女，六个人，而当天参加考试的考生只有十个人。
当天的考题难度很大，考试刚进行一个小时，就有人放弃考试离开了考场。刘正钦答题时很紧张，不时看表，恐怕时间不够。考试有三个小时，他只记得思维和笔头一直没有停顿。
出了考场，他就同三四个人热烈地讨论起来。这一天结识的几个人，是他参加自学考试早的同学。
接踵而来的就是盼着分数快点判回来。半个月，二十天，忘了到底盼了多少天，总算把分数盼回来了。十个人考试，三个人及格，一个人65分，两个人60分，其中有他。总算成功了！几年后这三个人都成了自学考试的本科或专科毕业生。
从那次考试开始，参加自学高考的考生逐年增多。自学高考从北京试点扩展到全国，科目从几种扩展到上百种，学业等级也从专科本科逐步提升到硕士研究生。与改革开放几乎同时的自学考试制度，成为世界上规模大的开放式高等教育制度。
从1981年春天开始，刘正钦的自考前后坚持了十年。先后获得了中文专科、专科和中文本科的毕业证书；除英语外，还基本考完了本科的课程。
十载春秋，刘正钦几乎把所有的业余时间都花在了考试上。为了准备一年两次的大考，春节和国庆两个假期是忙碌的。
那些年每临近春节，他要同妻子一起细细地捋一下过节的日程，把时间表排得紧紧的，“旋风式”的走亲访友，然后赶紧“遁”起来，以争取几天读书的时间。
记不清是哪一年的国庆节了，他和几个自考的朋友“闷”在屋里复习，从早上8点“闷”到晚上9点，室内烟雾缭绕，烟缸里满是烟蒂，整好的复习提纲和模拟题贴了满墙。
十年里，刘正钦考过了将近40门课程。加上通不过重考，平均一年要考3到5门课。
千千万万人通过自学考试，改变了命运
回到1984年，当时能够拥有大专以上文凭的人，在一个区县的青年里算是凤毛麟角。刘正钦很快成为当时备受瞩目的“秀才”。就在从中南海怀仁堂获得毕业证书的半年之后，他被调到县委办公室做文字秘书工作，一跃进入了党政机关的枢要部门。
后来，刘正钦的人生命运几经变化，从乡镇到教育系统、广电系统，还在上世纪90年代初通过全国次“国考”（当时叫做中央国家机关补充工作人员），以的考试成绩进入国家部委。
被自学考试改变命运的不止刘正钦一个人，到了20世纪末，中国开设的高等教育自学考试专业已经达到425种，逾2600万考生参加考试，累计本、专科毕业生达到180余万人，其中本科7万多人。
谈到自学考试的收获，刘正钦认为除了一纸文凭，对自身能力的提升更加重要。“1991年国家人事部会同二十几个部委，在北京地区联合招考国家工作人员。当时我已经38岁了，家庭负担很重，但还是报了名。”刘正钦说自学考试已经让他养成持续自学的习惯和应对考试的能力，自学考试非常严格，通过的每一门课程都没有一点儿“水分”。能拿下自学考试本科文凭的人，其学识并不比一般全日制大学生差。
过了花甲之年，退休在家的刘正钦时不时想起以前的事，回首人生旅途，感到有几件事对自己影响很大，有的可以说左右了个人命运，自学考试就是其中一件。
“通过自考改变命运。”这绝不是一句简单的口号，而是几代人的呼声，几代人的感受。35年来，因为自考，很多人的命运已经改变，他们的经历正激励着新一代的自考生们，今天的自考生仍在实现着这句话，自考还将改变更多人的命运……
下期曹老师给大家介绍自考科普帖（三）自考含金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