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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术史是中国历史研究中的一门专门史，也是当代武术理论体系中的一门主干学科。清人龚自珍有言：“出乎史，入乎道；欲知大道，必先为史”。揆之武术的历史，可以为武术理论的整体性研究提供一个基本的时空框架，同时也对全面把握我国的历史文化提供了一个难得的景观。然而，“治科学者，无论其为自然科学，为社会科学，罔不恃客观所能得之资料以为其研究对象……史料为史之组织细胞，史料不具或不确，则无复史之可言。”（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52—53页）当我们今天要站在历史学的角度来审视武术的文化层面时，无疑，史料建设是进行武术史研究的基础，也是武术史学之所以能作为一门学科存在的根本支撑。
武术典籍是我国历史文献体系中的一个特殊领域，是具有很高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的民族文化遗产。但是，许多武术典籍史料一直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少有人问津。就现有文本而言，民国期间，武术史学者唐豪先生编撰出版了他“殆费十余载”搜寻考订的《中国武艺图籍考》及一些其他相关研究成果；解放初期，国家体委组织人力整理出版的7册《中国体育史参考资料》中也有部分关于武术方面的资料；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有学者整理出版了《少林寺资料集》2册；2006年，人民体育出版社出版了《中国古典武学秘籍录》上、下卷。这些成果为武术史学研究起到了积极作用，但其中的不足也是很显然的。令人遗憾的是，其后有关武术的史料建设未能在前人的基础上有所发展， 远远落后于理论研究对它的需要，致使近年来发表出版的一些武术理论论著（甚至包括授业解惑的教材）在史料的运用上谬误、疏漏比比，无中生有者有之，戏说者有之，以讹传讹者有之，至今社会上用传闻故事来解释武术历史的现象并不鲜见。这些情况的存在，不能不严重影响到武术史学及相关研究的学术品位和理论进程。
另外，就历史学而言，武术史研究应是中国史学中的一个分支学科。任何一门传统学问，都必须有它自成领域的文献体系，并引申出它独立的文献学，其意义诚如清人王鸣盛在《十七史商榷》卷1中说的，“目录之学，学中紧要事，必从此问涂，方能得其门而入。”由此可见，编辑出版一本能基本全面反映中国武术历史发展基本概况的资料集，自有其不可取代的多种学术价值。
1995年由国家教育委员会社会科学司编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现状与发展趋势——高校“八五”科研规划咨询报告选》一书中有学者指出：“据国外（如日本、美国）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成功的经验来看，资料工作的地位非常重要。它们的指导思想是：将所有资料辑集一处，比写几百种‘空洞无物’的论著更有学术价值。在当前的信息时代，这种以资料建设为先导为前提的研究方法和治学态度是我们应该格外重视和提倡的。”（转引杨玉圣《学术批评丛稿》，辽宁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9页）鉴于武术史料编辑的种种意义，因此从2001年暑假开始，编者在应高等教育出版社之邀的《中国武术史纲要》（2003年出版时改名《中国武术史》）一书脱稿后，立即开始了这本《中国武术史参考资料选编》内容的厘定甄取工作。前后经过了将近二年时间，书稿初步告成。其后，曾恳请浙江大学的翁士勋教授就其中“古代部分”资料的标点、版本和一些文字注释进行了审阅、校对及补正。借此，我向我的良师益友翁士勋教授表示深切的感谢！为了使该书能成为学术精品，所以2008年年中，编者又对全书进行了校勘核对，并添补增益了一些重要材料，希冀从中能较全面地显映出中国武术在历史长河中的发展屐痕。
特点
首先是资料选编的全面性。本书所选资料不是集中针对武术的某一历史阶段或是围绕某一具体拳种的拳理功法，而是着眼于中国武术整体历史形成、发展及演变这样一个全景式的宏观视角，其历史跨度和涵盖面在以往的武术资料文本中尚未有过。
其次是资料来源的多样性。为了全面反映中国武术的历史演进基本概况，本书的资料源是颇为丰富的，其中既有经史诸子、地方志乘、金石碑刻、文集笔记，也有清代档案、拳谱抄本，还有文件汇编、武术（体育）期刊报纸及相关论著等，这在以往的武术资料文本中同样难得一见。尤其是其中的金石碑刻和清档史料，应该是本书的一个亮点，大大拓展了武术史料的资料源。
第三是资料内容的典型性。作为一本资料汇编，编者还注意对所选资料内容的典型性。同时，对于古代部分的史料，尽可能采用多个版本校勘、考订，务求翔实可靠，并对每一条材料都按要求注明其出处，这为读者核查原文提供了按图索骥的学术路径。
历史上，有关武术的文献资料，除了一些以抄本形式流传的拳谱之外，大量散见于各类典籍笔记或碑文档案中，资料搜寻非朝夕可得，其中甘苦冷暖，非当事者难知其味。故本书内容虽区区28万字，但它凝结着编者青灯黄卷的逐日翻阅和积累，虽谈不上“竭泽而渔”，但也反映了一种长年来“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材料”的治学历程。需要说明的是，本书所编资料中的某些观点编者，编者本人未必同意。因此，在阅读本书的基础上，读者们还应尽可能地去查对原文，并进一步了解相关的历史背景，以便对资料内容能有全面、准确的把握与理解。这样，一方面不会因书中的可能之讹而讹，同时还能培养自己直接查阅各类文献的能力，以拓展自己的学术视野，夯实自己的学术基础。
武术典籍是我国历史文献体系中的一个特殊领域，是具有很高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的民族文化遗产。但是，许多武术典籍史料一直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少有人问津。就现有文本而言，民国期间，武术史学者唐豪先生编撰出版了他“殆费十余载”搜寻考订的《中国武艺图籍考》及一些其他相关研究成果；解放初期，国家体委组织人力整理出版的7册《中国体育史参考资料》中也有部分关于武术方面的资料；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有学者整理出版了《少林寺资料集》2册；2006年，人民体育出版社出版了《中国古典武学秘籍录》上、下卷。这些成果为武术史学研究起到了积极作用，但其中的不足也是很显然的。令人遗憾的是，其后有关武术的史料建设未能在前人的基础上有所发展， 远远落后于理论研究对它的需要，致使近年来发表出版的一些武术理论论著（甚至包括授业解惑的教材）在史料的运用上谬误、疏漏比比，无中生有者有之，戏说者有之，以讹传讹者有之，至今社会上用传闻故事来解释武术历史的现象并不鲜见。这些情况的存在，不能不严重影响到武术史学及相关研究的学术品位和理论进程。
另外，就历史学而言，武术史研究应是中国史学中的一个分支学科。任何一门传统学问，都必须有它自成领域的文献体系，并引申出它独立的文献学，其意义诚如清人王鸣盛在《十七史商榷》卷1中说的，“目录之学，学中紧要事，必从此问涂，方能得其门而入。”由此可见，编辑出版一本能基本全面反映中国武术历史发展基本概况的资料集，自有其不可取代的多种学术价值。
1995年由国家教育委员会社会科学司编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现状与发展趋势——高校“八五”科研规划咨询报告选》一书中有学者指出：“据国外（如日本、美国）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成功的经验来看，资料工作的地位非常重要。它们的指导思想是：将所有资料辑集一处，比写几百种‘空洞无物’的论著更有学术价值。在当前的信息时代，这种以资料建设为先导为前提的研究方法和治学态度是我们应该格外重视和提倡的。”（转引杨玉圣《学术批评丛稿》，辽宁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9页）鉴于武术史料编辑的种种意义，因此从2001年暑假开始，编者在应高等教育出版社之邀的《中国武术史纲要》（2003年出版时改名《中国武术史》）一书脱稿后，立即开始了这本《中国武术史参考资料选编》内容的厘定甄取工作。前后经过了将近二年时间，书稿初步告成。其后，曾恳请浙江大学的翁士勋教授就其中“古代部分”资料的标点、版本和一些文字注释进行了审阅、校对及补正。借此，我向我的良师益友翁士勋教授表示深切的感谢！为了使该书能成为学术精品，所以2008年年中，编者又对全书进行了校勘核对，并添补增益了一些重要材料，希冀从中能较全面地显映出中国武术在历史长河中的发展屐痕。
特点
首先是资料选编的全面性。本书所选资料不是集中针对武术的某一历史阶段或是围绕某一具体拳种的拳理功法，而是着眼于中国武术整体历史形成、发展及演变这样一个全景式的宏观视角，其历史跨度和涵盖面在以往的武术资料文本中尚未有过。
其次是资料来源的多样性。为了全面反映中国武术的历史演进基本概况，本书的资料源是颇为丰富的，其中既有经史诸子、地方志乘、金石碑刻、文集笔记，也有清代档案、拳谱抄本，还有文件汇编、武术（体育）期刊报纸及相关论著等，这在以往的武术资料文本中同样难得一见。尤其是其中的金石碑刻和清档史料，应该是本书的一个亮点，大大拓展了武术史料的资料源。
第三是资料内容的典型性。作为一本资料汇编，编者还注意对所选资料内容的典型性。同时，对于古代部分的史料，尽可能采用多个版本校勘、考订，务求翔实可靠，并对每一条材料都按要求注明其出处，这为读者核查原文提供了按图索骥的学术路径。
历史上，有关武术的文献资料，除了一些以抄本形式流传的拳谱之外，大量散见于各类典籍笔记或碑文档案中，资料搜寻非朝夕可得，其中甘苦冷暖，非当事者难知其味。故本书内容虽区区28万字，但它凝结着编者青灯黄卷的逐日翻阅和积累，虽谈不上“竭泽而渔”，但也反映了一种长年来“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材料”的治学历程。需要说明的是，本书所编资料中的某些观点编者，编者本人未必同意。因此，在阅读本书的基础上，读者们还应尽可能地去查对原文，并进一步了解相关的历史背景，以便对资料内容能有全面、准确的把握与理解。这样，一方面不会因书中的可能之讹而讹，同时还能培养自己直接查阅各类文献的能力，以拓展自己的学术视野，夯实自己的学术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