宣统元宝在哪里可以交易
1910年庚戌春季云南造宣统元宝库平七钱二分银币一枚，K-177/LM-428，云南造币厂铸造，未发行，系中国币铸有季节铭者，中国近代机制银币十珍之一，存世极罕，迄今所见仅四枚；拍品铸造精整，轻薄浅灰色包浆，龙鳞饱满，品相为所见四枚之中的佼佼者，夙为收藏家梦寐以求之大珍，可遇而不可求，PCGS AU55，目前获该公司评级入盒者仅此一枚
庚戌春季云南造宣统元宝库平七钱二分银币早于2002年现身北京春拍，以人民币108.9万元成交，是国内首次破百万元成交的钱币。同一枚于北京诚轩2007年秋季拍卖会，创下319.2万元的高价。次年香港诺曼•亚格斯藏品拍卖专场出现第二枚，据悉是于1952年以400美元购自伍德华旧藏。当时估价15-20万美元，虽品相颇佳但没有成交。2011年9月，此枚再次出现于美国Heritage洛杉矶拍卖会，终以47.5万美元落槌，加上15%手续费，总成交价为54.625万美元，约合人民币350万元。
庚戌春季云南造宣统元宝七钱二分样币
云南春季币币面上方加列季节名“春季”二字，为中国铸币所，因颇为稀奇而声名卓著。美籍钱币收藏家耿爱德（E.Kann）在其1954年出版的《中国币图说汇考》中，将此样币编号第177号，附有此样币正面拓图及反面照片，在该书第八十页，耿爱德说：“此为一枚单独的壹元硬币（意为没有辅币），铸造于1910年，是清代云南铸造的后一枚硬币，铸额甚少，存世罕见。”在描述该样币特征时，耿氏写道：“这枚银币除了正面上外缘改为‘庚戌云南春季造’七个字以外，其余两面的图案均与1909年云南省造宣统元宝相同。”
近代钱币鉴藏家张璜在其1981年出版的《中国银圆及银两币目录》中，将此币编号CH149，文字说明如下：“作者亲近中国钱币近一甲子与此币之真品缘吝一面，虽屡经追求一真品之照片或拓片亦未能如愿，故此处暂无照片尚祈读者原谅。”张氏虽然未见真品，但是，仍给予此样币四万美元的估价，是其著作中银币的高定价，超过他对“奉天一两”、“吉字一两”、“寿字一两”、“福建官局”、“短须龙”等中国高等级机制币的估价，足见此币之稀罕程度。
此样币自上世纪三十年代初公诸藏界，“春季”二字便引起了研究者的考据兴趣，然而苦于无史料印证，其产生背景至今仍为未解之谜。对此，泉界猜说纷纭，目前主要有两种推论。一者认为此币是为纪念法国修建的滇越铁路竣工而铸的纪念币；二者则认为，其问世与当时的货币政策调整有着特殊关系。光绪末年，清政府鉴于因各地分散铸币而引起的币制混乱，便着手对货币发行制度进行根本性的整顿与改革。在裁撤归并各省造币厂之后，又于宣统二年（1910年）四月十五日颁布《币制则例》，明确铸币权统归中央，详定统一铸造的国币样式、等制、分量与成色。并明令作为中央造币厂分厂保留下来的汉口、广州、成都、云南四省造币厂，在国币新模颁发之前，一律停止铸造旧版银元。一些省份从自身利益出发联合起来反对停铸银元，其中云南造币厂在原有的银币上加刻“庚戌春季”四字继续鼓铸。“庚戌”是宣统二年即1910年，“春季”指一至三月，在宣统元宝银币上加刻“庚戌春季”意在强调此币铸于《币制则例》颁布之前。但清政府还是对云南造币厂这种此地无银三百两的做法给予了严厉查处，所铸“庚戌春季云南造宣统元宝”遭到尽数销毁，流出的极少数银币已成为中国近代银币中之大珍。此二种说法，虽合情合理，具体入微，惟目前尚未发现直接相关的文献史料可印证，故云南春季币的“身世”还有待进一步的考证。—节选自孙浩编著《百年银圆》，2012年，页80-81；施新彪著《“云南春季”银币琐谈》一文。
庚戌春季云南造宣统元宝库平七钱二分银币早于2002年现身北京春拍，以人民币108.9万元成交，是国内首次破百万元成交的钱币。同一枚于北京诚轩2007年秋季拍卖会，创下319.2万元的高价。次年香港诺曼•亚格斯藏品拍卖专场出现第二枚，据悉是于1952年以400美元购自伍德华旧藏。当时估价15-20万美元，虽品相颇佳但没有成交。2011年9月，此枚再次出现于美国Heritage洛杉矶拍卖会，终以47.5万美元落槌，加上15%手续费，总成交价为54.625万美元，约合人民币350万元。
庚戌春季云南造宣统元宝七钱二分样币
云南春季币币面上方加列季节名“春季”二字，为中国铸币所，因颇为稀奇而声名卓著。美籍钱币收藏家耿爱德（E.Kann）在其1954年出版的《中国币图说汇考》中，将此样币编号第177号，附有此样币正面拓图及反面照片，在该书第八十页，耿爱德说：“此为一枚单独的壹元硬币（意为没有辅币），铸造于1910年，是清代云南铸造的后一枚硬币，铸额甚少，存世罕见。”在描述该样币特征时，耿氏写道：“这枚银币除了正面上外缘改为‘庚戌云南春季造’七个字以外，其余两面的图案均与1909年云南省造宣统元宝相同。”
近代钱币鉴藏家张璜在其1981年出版的《中国银圆及银两币目录》中，将此币编号CH149，文字说明如下：“作者亲近中国钱币近一甲子与此币之真品缘吝一面，虽屡经追求一真品之照片或拓片亦未能如愿，故此处暂无照片尚祈读者原谅。”张氏虽然未见真品，但是，仍给予此样币四万美元的估价，是其著作中银币的高定价，超过他对“奉天一两”、“吉字一两”、“寿字一两”、“福建官局”、“短须龙”等中国高等级机制币的估价，足见此币之稀罕程度。
此样币自上世纪三十年代初公诸藏界，“春季”二字便引起了研究者的考据兴趣，然而苦于无史料印证，其产生背景至今仍为未解之谜。对此，泉界猜说纷纭，目前主要有两种推论。一者认为此币是为纪念法国修建的滇越铁路竣工而铸的纪念币；二者则认为，其问世与当时的货币政策调整有着特殊关系。光绪末年，清政府鉴于因各地分散铸币而引起的币制混乱，便着手对货币发行制度进行根本性的整顿与改革。在裁撤归并各省造币厂之后，又于宣统二年（1910年）四月十五日颁布《币制则例》，明确铸币权统归中央，详定统一铸造的国币样式、等制、分量与成色。并明令作为中央造币厂分厂保留下来的汉口、广州、成都、云南四省造币厂，在国币新模颁发之前，一律停止铸造旧版银元。一些省份从自身利益出发联合起来反对停铸银元，其中云南造币厂在原有的银币上加刻“庚戌春季”四字继续鼓铸。“庚戌”是宣统二年即1910年，“春季”指一至三月，在宣统元宝银币上加刻“庚戌春季”意在强调此币铸于《币制则例》颁布之前。但清政府还是对云南造币厂这种此地无银三百两的做法给予了严厉查处，所铸“庚戌春季云南造宣统元宝”遭到尽数销毁，流出的极少数银币已成为中国近代银币中之大珍。此二种说法，虽合情合理，具体入微，惟目前尚未发现直接相关的文献史料可印证，故云南春季币的“身世”还有待进一步的考证。—节选自孙浩编著《百年银圆》，2012年，页80-81；施新彪著《“云南春季”银币琐谈》一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