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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农村正经历千年未有之变
谷雨故事：你是出于怎样的契机，决定来做中国乡村调研这个事情？
贺雪峰：开始进行农村研究很偶然。我1993年到华中师范大学跟随张厚安教授读研究生，张厚安是中国早提倡“理论务农”的前辈学者，开创了华中师范大学的政治学研究和农村研究，徐勇教授接手发扬光大，现在成为华中师范大学的品牌。我也就在不知不觉中“误入歧途”了。2004年我创办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研究中心就是这个“误入歧途”的成果。
进入农村研究后，我发现当代中国具有极其难得的研究农村的机遇，因为中国农村正经历千年未有之变。巨变同时发生在三个层面，一是国家与农民关系层面的巨变，典型是农业税的取消。不仅不收税，国家还向农村投入大量资源。让人意外的是，从农民那里收钱很难，给农民分钱同样很难。
二是农村基础社会结构之变，典型是农民收入越来越来自村庄以外的务工经商收入，过去封闭的村庄变得开放，过去村庄内生秩序的基础性结构：血缘共同体乃至家庭结构都在发生巨变。
三是农民价值观之变，传宗接代的价值观是农民安身立命的基础，现在传宗接代已变得政治上不正确，行动上也无力量。农民活着的意义是什么？为什么要努力劳动，怎样活，这都需要重新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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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农村正经历千年未有之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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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农村研究后，我发现当代中国具有极其难得的研究农村的机遇，因为中国农村正经历千年未有之变。巨变同时发生在三个层面，一是国家与农民关系层面的巨变，典型是农业税的取消。不仅不收税，国家还向农村投入大量资源。让人意外的是，从农民那里收钱很难，给农民分钱同样很难。
二是农村基础社会结构之变，典型是农民收入越来越来自村庄以外的务工经商收入，过去封闭的村庄变得开放，过去村庄内生秩序的基础性结构：血缘共同体乃至家庭结构都在发生巨变。
三是农民价值观之变，传宗接代的价值观是农民安身立命的基础，现在传宗接代已变得政治上不正确，行动上也无力量。农民活着的意义是什么？为什么要努力劳动，怎样活，这都需要重新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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