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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任上海市市长朱镕基似乎曾经抱怨过，如果散户投资者所投资股票的市值暴跌，他们有时候会在市政府门外抗议。有一种说法是，这一说法可能是杜撰的，后来成为中国总理的朱镕基称，在爆发革命前的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上海鼎盛时期当市长会更容易一些——那时候愤怒的投资者更可能选择跳楼。
朱镕基早在12年前就已经退休，们再也听不到他那辛辣讽刺的妙语。但在目前的执政者努力救市之时，他对“大爷大妈”投资者的评论仍然能引起人们的共鸣。此次股灾是自1990年上海证券交易所重新开办以来严重的危机。
问题在于中国公司与市场关系的本质——而朱镕基的抱怨直击问题的要害。因为当喜爱的口号“为人民服务”变成“为股民服务”时，它对上市公司及其股东有着重要的影响。
随着过去25年来中国资本市场改革试验的不断发展，这场试验似乎为在上海和深圳证券交易所占据主导地位的国有企业带来了一些重要的变化。然而，经过了似乎让这场试验处于崩溃边缘的一周后，一些人开始质疑是否真的发生过变化。
以中国银行(BoC)为例。中国银行前董事长肖钢目前担任饱受批评的中国证监会(CSRC)的，这是一份费力不讨好的工作。
在肖钢担任中行董事长的十年间，中行通过在港交所和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筹集了137亿美元。
中行因此受到少数股东和分析师的密切审视。在中行的全年和半年业绩报告会上，高管们不得不面临香港媒体自由而随心所欲的提问——这种经历在中国内地受严格审查的媒体环境中是没有的。
公诸于众的信息包括董事薪酬，其中包括肖钢在2012年拿到的总额约20万美元的薪酬——2012年是肖钢在中行任职的后一年，随后他就担任了中国证监会，那是一份薪水低得多的工作。
为了让高管和股东的利益保持一致，中国许多大国企的董事和核心员工也被授予股票期权。中行2012年年报显示，该行董事在肖钢任职期间从未行使过他们的期权。但在其他国有企业，高管们在行使期权。
一个例子是，中国大的两家铁路车辆制造商——中国北车(China CNR)和中国南车(CSR Corp)的董事以及他们的一些家属，在两家公司宣布合并前夕活跃交易这两家公司的股票。在合并宣布后，两家公司的股价大幅飙升。
上述消息在中国严格控制的金融媒体上引起了短暂的轰动，至少有一家报纸刊登了一份表格，展示这两家公司高管及其家属何时买卖股票。
无论是中国南车还是中国北车都给出了详细的回应，它们表示，交易活动是在高管们知晓合并计划之前发生的——合并计划显然是中国指示的——没有人存在不当行为。然而，两家国有龙头企业不得不面对公众对可能不当行为的此类质疑，并做出回应，这一事实表明中国股市的发展带来了变化。
但接下来是2015年7月3日星期五——部分政府官员现在将这一天称为中国的“黑色星期五”。仅仅在触及7年高点的3周后，沪深两市市值就蒸发了30%，市值减少近3万亿美元。
上市公司的主要股东和高管们被告知，在市场复苏前不能抛售所持股票。他们基本上明白了，至少在一场危机中，他们得益于中国资本市场改革而现在持有的股票实际上是由控制的。对散户投资者去市政府外面抗议的担忧，远比他们的股东权利更重要。
也许正如可能是朱镕基说过的，如果决定放任散户投资者跳楼或许会更好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