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70年建立起世界规模大的职业教育体系
我国拥有着世界规模大的职业教育体系。截至2018年，我国有职业院校1.17万所，在校生2685.5万人。中等和高等职业教育招生和在校生规模分别占我国高中阶段教育和高等教育的“半壁江山”。
庞大数字的背后，凝结着中国职业教育持续70年的艰难求索。
“普通中学多，技术学校少，不适应恢复与发展经济的迫切需要。”1949年，我国各类职业学校加在一起，在校生仅30万人。
上世纪50年代，中国学习苏联开始工业化进程。为了快速填补人才缺口，国家把重心放在培养周期短、人才实用性强的中等职业教育上。中央和地方的工业、交通、农林、财贸等国民经济主管部门，创办了一批中等专业技术学校，培养技术干部和管理干部。劳动部门所属的企业建立技工学校，培养面向生产一线的技术工人。经过几年的建设，一批近代中国所没有的中等地质、矿业、电机电器、铁路交通等学校建立起来。
然而，当时的形势是大干快上，人才培养的速度仍难满足需求。1958年，一种新的教育模式——“半工半读”学校率先在天津国棉一厂出现。这种“半天劳动、半天学习”的模式，在城市和乡村广泛开展。在当时的条件下，这种方式让更多人有了受教育、学技能的机会，扩大了职业教育的覆盖面。
到1965年，我国已有中等职业学校7294所，在校生126.65万人，占当时高中阶段学生总数的53.2%。
然而，探索尚未见分晓便戛然而止。“文革”期间，职业教育被认为是“资产阶级‘双轨制’”的标志，大量被停办、撤并或改为普通中学。
职业教育的再度恢复是改革开放以后。随着全党和全国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各条战线都痛感人才匮乏。但另一方面，学校培养出来的不少人才又因不合实际需要而形成大量积压。数据显示，1978年，我国中等职业学校在校生仅占高中阶段学生总数的7.6%，中等教育结构严重失衡。
1985年颁布的《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在论述“中等教育结构调整”时，通篇只说了一件事——发展职业教育。《决定》对职业教育体系有明确阐释，提出“逐步建立起一个从初级到高级、行业配套、结构合理又能与普通教育相互沟通的职业技术教育体系。”这一布局影响至今。
但是，上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发展的重点仍是中等职业教育。除原有的中专和技校外，一支新力量——职业高中加入进来。当时，山东、北京、上海等地率先试点，将普高改为职高或在普高里办职高班。这类学校隶属离市场远的教育部门，却先尝到市场的滋味——毕业生不包分配、没有干部身份、没有上级行业企业的庇护，必须到市场的大海里学会游泳。但很快，这便成为中国职业学校的常态。
以政企分开、企业减负增效为背景的上世纪90年代，随着劳动人事制度改革、企业教育职能剥离的推进，加之尚处于中低端生产的企业无力为技术工人提供优厚待遇，职业教育的吸引力出现下滑。与此同时，知识经济大潮席卷而来，高等教育快速发展，从另一头对传统职业教育构成冲击。
职业教育没有就此消沉，而是以改革的方式解决面临的问题。一方面，国家进一步加大重视。1996年《人民共和国职业教育法》正式颁布，以法的形式明确了职业教育的地位、体系构成以及政府和有关方面在发展职业教育中的责任。另一方面，寻求新的突破，将发展高等职业教育提上议事日程，并开始质量提升和内涵建设。
1999年6月，《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首次明确提出：“要大力发展高等职业教育，培养一大批具有必要理论知识和较强的实践能力，生产、建设、管理、服务线和农村急需的专门人才。”此后短短十几年，我国高等职业教育的数量从几十所增加到1400余所。
然而，纵观各个时期，职业教育在国家需要和个人选择之间，似乎总是存在错位。“低人一等”的偏见，“断头路”“天花板”的担忧依稀可见。
面对我国产业转型升级的需求，2014年中央再次召开全国职业教育工作会议，作出重要批示：“职业教育是国民教育体系和人力资源开发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广大青年打开通往成功成才大门的重要途径，肩负着培养多样化人才、传承技术技能、促进就业创业的重要职责，必须高度重视、加快发展。”颁布《关于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的决定》，提出建立产教深度融合、中职高职衔接、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相互沟通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同时，建立高职生均拨款制度，与本科享受同等待遇。
2018年，亲自主持中央深改组会议并审议通过《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这份文件开宗明义地指出：“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是两种不同教育类型，具有同等重要地位。”这句看似简单的表述，却代表着职业教育发展的新境界。一系列制度设计给职业教育注入了底气。纵向，在职业教育体系里，有中职、高职、本科直至专业硕士和博士；横向，有产教融合、学历证书与职业技能等级证书融通。职业教育不再是低人一等的那一轨，而是并列存在的一条上升通道。
庞大数字的背后，凝结着中国职业教育持续70年的艰难求索。
“普通中学多，技术学校少，不适应恢复与发展经济的迫切需要。”1949年，我国各类职业学校加在一起，在校生仅30万人。
上世纪50年代，中国学习苏联开始工业化进程。为了快速填补人才缺口，国家把重心放在培养周期短、人才实用性强的中等职业教育上。中央和地方的工业、交通、农林、财贸等国民经济主管部门，创办了一批中等专业技术学校，培养技术干部和管理干部。劳动部门所属的企业建立技工学校，培养面向生产一线的技术工人。经过几年的建设，一批近代中国所没有的中等地质、矿业、电机电器、铁路交通等学校建立起来。
然而，当时的形势是大干快上，人才培养的速度仍难满足需求。1958年，一种新的教育模式——“半工半读”学校率先在天津国棉一厂出现。这种“半天劳动、半天学习”的模式，在城市和乡村广泛开展。在当时的条件下，这种方式让更多人有了受教育、学技能的机会，扩大了职业教育的覆盖面。
到1965年，我国已有中等职业学校7294所，在校生126.65万人，占当时高中阶段学生总数的53.2%。
然而，探索尚未见分晓便戛然而止。“文革”期间，职业教育被认为是“资产阶级‘双轨制’”的标志，大量被停办、撤并或改为普通中学。
职业教育的再度恢复是改革开放以后。随着全党和全国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各条战线都痛感人才匮乏。但另一方面，学校培养出来的不少人才又因不合实际需要而形成大量积压。数据显示，1978年，我国中等职业学校在校生仅占高中阶段学生总数的7.6%，中等教育结构严重失衡。
1985年颁布的《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在论述“中等教育结构调整”时，通篇只说了一件事——发展职业教育。《决定》对职业教育体系有明确阐释，提出“逐步建立起一个从初级到高级、行业配套、结构合理又能与普通教育相互沟通的职业技术教育体系。”这一布局影响至今。
但是，上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发展的重点仍是中等职业教育。除原有的中专和技校外，一支新力量——职业高中加入进来。当时，山东、北京、上海等地率先试点，将普高改为职高或在普高里办职高班。这类学校隶属离市场远的教育部门，却先尝到市场的滋味——毕业生不包分配、没有干部身份、没有上级行业企业的庇护，必须到市场的大海里学会游泳。但很快，这便成为中国职业学校的常态。
以政企分开、企业减负增效为背景的上世纪90年代，随着劳动人事制度改革、企业教育职能剥离的推进，加之尚处于中低端生产的企业无力为技术工人提供优厚待遇，职业教育的吸引力出现下滑。与此同时，知识经济大潮席卷而来，高等教育快速发展，从另一头对传统职业教育构成冲击。
职业教育没有就此消沉，而是以改革的方式解决面临的问题。一方面，国家进一步加大重视。1996年《人民共和国职业教育法》正式颁布，以法的形式明确了职业教育的地位、体系构成以及政府和有关方面在发展职业教育中的责任。另一方面，寻求新的突破，将发展高等职业教育提上议事日程，并开始质量提升和内涵建设。
1999年6月，《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首次明确提出：“要大力发展高等职业教育，培养一大批具有必要理论知识和较强的实践能力，生产、建设、管理、服务线和农村急需的专门人才。”此后短短十几年，我国高等职业教育的数量从几十所增加到1400余所。
然而，纵观各个时期，职业教育在国家需要和个人选择之间，似乎总是存在错位。“低人一等”的偏见，“断头路”“天花板”的担忧依稀可见。
面对我国产业转型升级的需求，2014年中央再次召开全国职业教育工作会议，作出重要批示：“职业教育是国民教育体系和人力资源开发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广大青年打开通往成功成才大门的重要途径，肩负着培养多样化人才、传承技术技能、促进就业创业的重要职责，必须高度重视、加快发展。”颁布《关于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的决定》，提出建立产教深度融合、中职高职衔接、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相互沟通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同时，建立高职生均拨款制度，与本科享受同等待遇。
2018年，亲自主持中央深改组会议并审议通过《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这份文件开宗明义地指出：“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是两种不同教育类型，具有同等重要地位。”这句看似简单的表述，却代表着职业教育发展的新境界。一系列制度设计给职业教育注入了底气。纵向，在职业教育体系里，有中职、高职、本科直至专业硕士和博士；横向，有产教融合、学历证书与职业技能等级证书融通。职业教育不再是低人一等的那一轨，而是并列存在的一条上升通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