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 读胡适之 怎样读书
一
读书这件事，多少带有点私秘性；特别是读书方法，带有很强的个人色彩。有的人更是视此为自己的独门绝技，秘而不宣。
前几日，偶然看到80年前的一本旧书，名字叫《怎样读书》。这本书是胡适之等1936年编，由上海一心书店印行。
《怎样读书》前言中说道，“这几年以来，认书识字的空气，弥漫全国。有党政机关主持的识字运动，也有文化团体主办的读书竞赛。前者企图用政治的力量，扫除民间的文盲；后者则希望藉奖励的办法，鼓励读书的风气。”
可见，1930年代在国民政府治下的中国社会，曾掀起过一阵“读书热”，就像80年后今天所倡导的全民阅读运动一样。政府、社会等各方面力量在积极促成爱读书、会读书的风气。
在读书这件事上，党政机关有动作，社会组织有行动；作为知识分子，肯定不会甘于人后。所以，就有了胡适等人编的这本书。按照书中的说法，该书的主要目的是“把国内闻名的学者教授们所发表的关于他们本人的读书经验，汇集起来，以之供读者青年的参考。”
全书收录24位学者教授的27篇文章。文章目录如下：胡适之《怎样读书》《为什么要读书》，蔡元培《我的读书经验》，陈锺凡《读什么书》，王云五《怎样读书》，林语堂《读书的艺术》《怎样研究英文》，章衣萍《我的读书的经验》《作文与读书》，马寅初《余对于读书之经验》，樊仲云《怎样读书》，江问渔《对于读书问题的我见》，潘仰尧《读书方法》，杨卫玉《读书与兴趣》，李公朴《读书实验》，朱光潜《谈读书》，丰子恺《我的苦学经验》，童行白《怎样提高读书的速率与效率》，欧元怀《读书生活的三多法》，傅东华《我的读书经验》，钱歌川《读书与书籍》，曹聚仁《我的读书经验》，孙福熙《读书并非为黄金》，张素民《我的读书经验》，程瑞霖《个人读书的经验》，黄鉴村《怎样学习日语》，陈彬和《如何读报》。
将这本书的目录全部摘抄出来，有两个原因。一是因为笔者得到的这本书仅是电子版，因为版权问题，只能看其中一部分文章，如胡适《怎样读书》《为什么读书》，蔡元培《我的读书经验》，章衣萍《我的读书的经验》《作文与读书》，江问渔《对于读书问题的我见》，杨卫玉《读书与兴趣》，李公朴《读书实验》，孙福熙《读书并非为黄金》，程瑞霖《个人读书的经验》等10篇文章。另一个原因是想立此存照，为以后寻找补看，留下一个线索。
不知道别人看到这个目录是什么感受，笔者是如获至宝一般。这些文章正是对笔者所关注的想知道的回答。从目录可以看出，大部分文章是在回答关于读书的三个问题，即为什么读，读什么，怎么读。此外，还有关于怎样学习英文、日文，以及如何读报等内容。
二
胡适《怎样读书》。胡适认为，读书方法有两个大的原则：一是精，二是博。关于精，他提出应该有“四到”，即眼到、口到、心到、手到。眼到是基础的要求，即认识每一个字，不能含糊。口到，是“遇到诗歌以及有精彩的文章，总要背下来”“中国书固然要如此，外国书也要那样去做”。心到，是指彻底弄清字句的意思。做到这一点需要三个条件：要有参考书，要做文法上的分析，有时还要比较，参考、融会、贯通。这里引用了宋人张载的话，“读书先要会疑”，“于不疑处有疑是进矣”，又说“可疑而不疑不曾学，学则须疑”，“学贵心悟，守旧无功。”手到，是指：一是标点分段（注：这是读古书）；二是查参考书；三是做笔记。笔记又分四种：一是抄录备忘；二是提要；三是记录心得；四是参考诸书而融会贯通之，作有系统之文章。又说，手到可以帮助心到。关于博。他认为，博就是什么书都读。为什么读书需要做到博？一是为参考；二是为做人。为参考还好理解，胡适引用王安石《答曾子固书》中的一段话，其中“读经而已，则不足以知经”一句为深意。也就是说，要想真正地读懂一本书，不能仅读这一本书，还要读很多参考书。但是这里所说的“博为做人”不太好理解，解释的也不十分清楚。笔者以为，胡适所说的读书法中重要的是所谓“四到”，即眼到、口到、心到和手到，其中眼到、口到为基础，心到、手到更为关键。心到以“有疑”为核心，手到以“四种笔记”为核心。简言之，读书要有问题，要有笔记。
蔡元培《我的读书经验》。蔡元培根据自己的读书经历，总结出两条不得法的经验。一是不能专心，二是不能勤笔。笔者认为，这是蔡元培先生自谦之语。文中举两个人读书的例子。一个是关于胡适的。说曾见胡适有一个时期，出门时常带一两本线装书，在舟车上或其他忙里偷闲时翻阅，见到有用的材料，就折角或以铅笔作记号。另一个是关于王渔洋（？）。说王渔洋读书时，遇有新隽的典故或词句，就用纸条抄出贴在墙壁上，时时览诵，熟了就揭去换上新得的。
胡适《为什么读书》。前面所说的《怎样读书》，实际上是这篇文章的后半部分。为什么要读书？在胡适看来，有三种原因。，书记录的是人类的学问知识经验，读书就是接受人类的遗产，再去发扬光大；第二，为要多读书而读书；第三，为解决困难（问题）而读书。在文章后，他提出“要读书必须要懂得一种外国文”，原因是“一切中国的所谓经史子集，都是杂货店”，懂一种外国文，才能“博览群集，触类旁通”。
章衣萍《我的读书的经验》。章衣萍（1900-1947）是安徽绩溪人，与胡适是老乡。1920年代北京大学毕业后在陶行知创办的教育改进社主编教育杂志，长海大东书局任总编辑，与鲁迅筹办《语丝》月刊，系重要撰稿人。1928年任暨南大学校长秘书兼文学系教授，抗战任成都大学教授，南社和左翼作家联盟成员，作家、翻译家。他说，他的读书经验很简单。，多读、熟读、克期的读。克期就是规定时间；第二，不懂就问，每字每句都读懂，“不求甚解”是不对的；第三，今日中国有志读书人应该学英文或日文，以作研究外国学问的工具，单读中国书是不够的，应该多读外国书。章衣萍的读书法基本取于胡适，他17岁在南京上过一年学，期间胡适去南京讲学，章就读书法请教过胡适，胡适传授于他的就是“克期”。
江问渔《对于读书问题的我见》。江问渔（1885-1961），职业教育家。他的这篇文章比较长，首先讲为什么读书，“读书是为学做人”；其次说书是什么，“书不仅是具体的一本一本读物，凡是各种事物，都可以做我们的书”，将“书”的概念扩大化、抽象化。关于读书法，他认为读狭义的书，有三个步骤：一是选书，主要看需要及时间，二是定精读还是略读，三是读完后要作表解（分析书中内容）、摘录（摘录书中要点）、评论。在这里，他还提出读书有“三戒”、“四要”。“三戒”分别是：戒盲读，不加选择，一会儿看这类，一会儿看那类，徒耗时间，一无所得；戒浪读，虽经选择，而不确定目标，且忽作忽辍；戒死读，不反省，不详察，不求与事实相考证。“四要”分别是：要与物的观察相印证；要与事的体验相融和；要配合目的、时间和需要；要思学合一。
杨卫玉《读书与兴趣》。杨卫玉（1888-1956）认为读书是人人都认为重要，但未必人人肯读；人人能读，但非人人会读，能读而不肯读，与肯读不会读，都没有什么用处。说“真读书者也应为读书而读书”，又说“凡做事‘无所为’而为的，必对于其事有深切之了解，浓厚兴趣。有‘终生以之’的决心，有‘不可须臾离也’的情绪，那么可以达到成功之境，并且可以使他生活愉快而富于意义。”又说“唤起读书兴趣是提倡读书方法”。
李公朴《读书实验》。这是李公朴在江苏省立实验小学的一篇讲演词。他认为，读书应该实验的读书，就是把读书与做人、做事、求进步三件事结合起来，才是真正的读书，才能求得真正的知识。
章衣萍《作文与读书》。提出应该有系统的读书，分成两面：一面是专门的读法，是说如果想学些什么，就要找在这方面有代表性的书来读；另一面是要知道世上真正有价值的著作并不多，应该选书来读，叫做精选的读法。针对现实，他认为中国的青年学生要养成善于怀疑、独立思想的精神。一切文章有两个伟大的导师：一是自然，二是人生。
孙福熙《读书并非为黄金》。孙福熙（1898-1962），1919年任北京大学图书馆管理员，在文史哲各系选课旁听，参加过五四运动。在鲁迅帮助下，出版散文集《山野掇拾》，后出版多部散文集、小说集。他认为中国的读书，学术的意味太多，引动趣味太少。
程瑞霖《个人读书的经验》。程瑞霖（1900-1949），获英国伦敦大学经济学院经济学硕士学位，历任南京国立中央大学、中央政治学校教授，上海国立暨南大学教授、教务长、代理校长。他提出：，读书不能照古法，作者认为，一个蠢才在那种教育方法之下，只有被弄得更蠢。第二，读书不能等（用力太过）。第三，读书不能务外，要先尽了读书的责任，才能尽救国的责任。第四，读书不能尚强记。第五，读书不可贪多。平常的人体力聪明都有限，缩小研究的范围好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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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书这件事，多少带有点私秘性；特别是读书方法，带有很强的个人色彩。有的人更是视此为自己的独门绝技，秘而不宣。
前几日，偶然看到80年前的一本旧书，名字叫《怎样读书》。这本书是胡适之等1936年编，由上海一心书店印行。
《怎样读书》前言中说道，“这几年以来，认书识字的空气，弥漫全国。有党政机关主持的识字运动，也有文化团体主办的读书竞赛。前者企图用政治的力量，扫除民间的文盲；后者则希望藉奖励的办法，鼓励读书的风气。”
可见，1930年代在国民政府治下的中国社会，曾掀起过一阵“读书热”，就像80年后今天所倡导的全民阅读运动一样。政府、社会等各方面力量在积极促成爱读书、会读书的风气。
在读书这件事上，党政机关有动作，社会组织有行动；作为知识分子，肯定不会甘于人后。所以，就有了胡适等人编的这本书。按照书中的说法，该书的主要目的是“把国内闻名的学者教授们所发表的关于他们本人的读书经验，汇集起来，以之供读者青年的参考。”
全书收录24位学者教授的27篇文章。文章目录如下：胡适之《怎样读书》《为什么要读书》，蔡元培《我的读书经验》，陈锺凡《读什么书》，王云五《怎样读书》，林语堂《读书的艺术》《怎样研究英文》，章衣萍《我的读书的经验》《作文与读书》，马寅初《余对于读书之经验》，樊仲云《怎样读书》，江问渔《对于读书问题的我见》，潘仰尧《读书方法》，杨卫玉《读书与兴趣》，李公朴《读书实验》，朱光潜《谈读书》，丰子恺《我的苦学经验》，童行白《怎样提高读书的速率与效率》，欧元怀《读书生活的三多法》，傅东华《我的读书经验》，钱歌川《读书与书籍》，曹聚仁《我的读书经验》，孙福熙《读书并非为黄金》，张素民《我的读书经验》，程瑞霖《个人读书的经验》，黄鉴村《怎样学习日语》，陈彬和《如何读报》。
将这本书的目录全部摘抄出来，有两个原因。一是因为笔者得到的这本书仅是电子版，因为版权问题，只能看其中一部分文章，如胡适《怎样读书》《为什么读书》，蔡元培《我的读书经验》，章衣萍《我的读书的经验》《作文与读书》，江问渔《对于读书问题的我见》，杨卫玉《读书与兴趣》，李公朴《读书实验》，孙福熙《读书并非为黄金》，程瑞霖《个人读书的经验》等10篇文章。另一个原因是想立此存照，为以后寻找补看，留下一个线索。
不知道别人看到这个目录是什么感受，笔者是如获至宝一般。这些文章正是对笔者所关注的想知道的回答。从目录可以看出，大部分文章是在回答关于读书的三个问题，即为什么读，读什么，怎么读。此外，还有关于怎样学习英文、日文，以及如何读报等内容。
二
胡适《怎样读书》。胡适认为，读书方法有两个大的原则：一是精，二是博。关于精，他提出应该有“四到”，即眼到、口到、心到、手到。眼到是基础的要求，即认识每一个字，不能含糊。口到，是“遇到诗歌以及有精彩的文章，总要背下来”“中国书固然要如此，外国书也要那样去做”。心到，是指彻底弄清字句的意思。做到这一点需要三个条件：要有参考书，要做文法上的分析，有时还要比较，参考、融会、贯通。这里引用了宋人张载的话，“读书先要会疑”，“于不疑处有疑是进矣”，又说“可疑而不疑不曾学，学则须疑”，“学贵心悟，守旧无功。”手到，是指：一是标点分段（注：这是读古书）；二是查参考书；三是做笔记。笔记又分四种：一是抄录备忘；二是提要；三是记录心得；四是参考诸书而融会贯通之，作有系统之文章。又说，手到可以帮助心到。关于博。他认为，博就是什么书都读。为什么读书需要做到博？一是为参考；二是为做人。为参考还好理解，胡适引用王安石《答曾子固书》中的一段话，其中“读经而已，则不足以知经”一句为深意。也就是说，要想真正地读懂一本书，不能仅读这一本书，还要读很多参考书。但是这里所说的“博为做人”不太好理解，解释的也不十分清楚。笔者以为，胡适所说的读书法中重要的是所谓“四到”，即眼到、口到、心到和手到，其中眼到、口到为基础，心到、手到更为关键。心到以“有疑”为核心，手到以“四种笔记”为核心。简言之，读书要有问题，要有笔记。
蔡元培《我的读书经验》。蔡元培根据自己的读书经历，总结出两条不得法的经验。一是不能专心，二是不能勤笔。笔者认为，这是蔡元培先生自谦之语。文中举两个人读书的例子。一个是关于胡适的。说曾见胡适有一个时期，出门时常带一两本线装书，在舟车上或其他忙里偷闲时翻阅，见到有用的材料，就折角或以铅笔作记号。另一个是关于王渔洋（？）。说王渔洋读书时，遇有新隽的典故或词句，就用纸条抄出贴在墙壁上，时时览诵，熟了就揭去换上新得的。
胡适《为什么读书》。前面所说的《怎样读书》，实际上是这篇文章的后半部分。为什么要读书？在胡适看来，有三种原因。，书记录的是人类的学问知识经验，读书就是接受人类的遗产，再去发扬光大；第二，为要多读书而读书；第三，为解决困难（问题）而读书。在文章后，他提出“要读书必须要懂得一种外国文”，原因是“一切中国的所谓经史子集，都是杂货店”，懂一种外国文，才能“博览群集，触类旁通”。
章衣萍《我的读书的经验》。章衣萍（1900-1947）是安徽绩溪人，与胡适是老乡。1920年代北京大学毕业后在陶行知创办的教育改进社主编教育杂志，长海大东书局任总编辑，与鲁迅筹办《语丝》月刊，系重要撰稿人。1928年任暨南大学校长秘书兼文学系教授，抗战任成都大学教授，南社和左翼作家联盟成员，作家、翻译家。他说，他的读书经验很简单。，多读、熟读、克期的读。克期就是规定时间；第二，不懂就问，每字每句都读懂，“不求甚解”是不对的；第三，今日中国有志读书人应该学英文或日文，以作研究外国学问的工具，单读中国书是不够的，应该多读外国书。章衣萍的读书法基本取于胡适，他17岁在南京上过一年学，期间胡适去南京讲学，章就读书法请教过胡适，胡适传授于他的就是“克期”。
江问渔《对于读书问题的我见》。江问渔（1885-1961），职业教育家。他的这篇文章比较长，首先讲为什么读书，“读书是为学做人”；其次说书是什么，“书不仅是具体的一本一本读物，凡是各种事物，都可以做我们的书”，将“书”的概念扩大化、抽象化。关于读书法，他认为读狭义的书，有三个步骤：一是选书，主要看需要及时间，二是定精读还是略读，三是读完后要作表解（分析书中内容）、摘录（摘录书中要点）、评论。在这里，他还提出读书有“三戒”、“四要”。“三戒”分别是：戒盲读，不加选择，一会儿看这类，一会儿看那类，徒耗时间，一无所得；戒浪读，虽经选择，而不确定目标，且忽作忽辍；戒死读，不反省，不详察，不求与事实相考证。“四要”分别是：要与物的观察相印证；要与事的体验相融和；要配合目的、时间和需要；要思学合一。
杨卫玉《读书与兴趣》。杨卫玉（1888-1956）认为读书是人人都认为重要，但未必人人肯读；人人能读，但非人人会读，能读而不肯读，与肯读不会读，都没有什么用处。说“真读书者也应为读书而读书”，又说“凡做事‘无所为’而为的，必对于其事有深切之了解，浓厚兴趣。有‘终生以之’的决心，有‘不可须臾离也’的情绪，那么可以达到成功之境，并且可以使他生活愉快而富于意义。”又说“唤起读书兴趣是提倡读书方法”。
李公朴《读书实验》。这是李公朴在江苏省立实验小学的一篇讲演词。他认为，读书应该实验的读书，就是把读书与做人、做事、求进步三件事结合起来，才是真正的读书，才能求得真正的知识。
章衣萍《作文与读书》。提出应该有系统的读书，分成两面：一面是专门的读法，是说如果想学些什么，就要找在这方面有代表性的书来读；另一面是要知道世上真正有价值的著作并不多，应该选书来读，叫做精选的读法。针对现实，他认为中国的青年学生要养成善于怀疑、独立思想的精神。一切文章有两个伟大的导师：一是自然，二是人生。
孙福熙《读书并非为黄金》。孙福熙（1898-1962），1919年任北京大学图书馆管理员，在文史哲各系选课旁听，参加过五四运动。在鲁迅帮助下，出版散文集《山野掇拾》，后出版多部散文集、小说集。他认为中国的读书，学术的意味太多，引动趣味太少。
程瑞霖《个人读书的经验》。程瑞霖（1900-1949），获英国伦敦大学经济学院经济学硕士学位，历任南京国立中央大学、中央政治学校教授，上海国立暨南大学教授、教务长、代理校长。他提出：，读书不能照古法，作者认为，一个蠢才在那种教育方法之下，只有被弄得更蠢。第二，读书不能等（用力太过）。第三，读书不能务外，要先尽了读书的责任，才能尽救国的责任。第四，读书不能尚强记。第五，读书不可贪多。平常的人体力聪明都有限，缩小研究的范围好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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