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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变幻莫测，实现利益共享、风险同担，是生产企业与经销商开发、维护好市场的保证，只有在平等互利、真诚合作的条件下，才能达到双赢之目的。从传统的经销模式来看，经销商利益得不到保障，缺乏品牌创新的自主性：一方面是市场不规则、不严谨而导致恶性竞争，竞相杀价、跨区域窜货等现象严重，使经销商本来很微薄的利润也无法保障；另一方面经销商的一些要求、建议不能及时有效的得到厂家的支持，使顾客利益不能大化；第三方面市场逐渐成熟、品牌有一定竞争力之后，厂家开始摆阔讲价，或以各种理由取消其经销权，甚至各自为政，难以形成真正意义上的资源共享。当然，厂家经常遇到的资金回笼困难、控制分销渠道困难也是传统经销的一大弊端。而近几年兴起的OEM贴牌加工模式，代理商需承担巨大的风险：其一，聪明的厂家不是收保证金就是要求现款现货，不管品牌能否成功推出，都必须支付这笔庞大的购买资金；其二，产品包装、品牌营销、广告宣传等市场费用过高，产品质量亦难得到保证。同时，贴牌经营会使厂家产销方面脱节，虽然落个只管生产的轻松，但却导致了在营销人才、营销战略、营销网络等方面的匮乏，代理商一旦失败，自己就无所适从。
因而，把经销商的利益与自己紧密联系一起，与经销商共同进退，是经销商政策应该表达的重要思想消费已经连续五年成为我国经济增长的大动力。据国家统计局初步核算数据，2018年我国GDP为90.03万亿元，比上年增长6.6%，全年终消费支出对GDP增长的贡献率为76.2%，比上年提高18.6个百分点。与此同时，我国的消费增速在放缓，2018年全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38.10万亿元，比上年增长9.0%，这是自2004年以来社零增速首次跌破了两位数。 如何看待消费增速的放缓？如何更大范围内激发消费潜力？消费升级有哪些空间？3月9日，新京报举办两会经济策沙龙之“消费升级”，邀请国民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王小鲁、商务部研究院国际市场研究所副所长白明、中国农业银行北京市分行信用卡中心副总经理闫宇波，从多个维度探讨消费结构优化的空间。国民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王小鲁 话题1 为什么要促进消费？ 白明：消费在当前的经济形势下能够挑起大梁 王小鲁：全世界各国平均的消费率大概是80%左右，也就是说在世界各国的GDP中消费占到了大约80%，投资率或者叫资本形成率大概是20%。我国在改革开放以后，上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平均消费率是62%，资本形成率是37%。这一消费率显然是低于世界平均水平的，但是投资率高于世界平均水平。在这个时期内，我国消费比较低，但是拿出更多的钱进行投资，经济在很长时间内保持了高速增长，这和高投资是有关系的。 但是不是消费率越低、投资率越高越好呢？事实不是这样。2000年以后我国出现一个情况，消费率急剧下降，投资率急剧上升，特别是2008年金融危机后，我国实施双宽松的政策，大规模的政府投资加上宽松的货币。2008年以后出现的一个现象是消费率急剧降到了50%以下，投资率上升到接近50%。这么高的投资是不是使得经济增长加速了？事实上没有。2010年以后，我国经济增长在逐渐放缓，一直到现在这个过程还在继续，每年的经济增速都略微低于上一年。经济增长放缓有很多原因，但是一个重要的原因是结构失衡，主要表现就是投资过多，消费不足。投资过多造成了各行各业的产能过剩。有那么多的产能，但是东西卖不出去，消费者没有那么高的购买力，企业投资就很难收回，经济也很难增长。所以说投资和消费还要保持合理的比例。 2017年的终消费率是53.6%，2018年估计会再高一点，但可能还在55%以下，我们的消费率还是过低，投资率还是过高。为什么会形成现在这样一个局面？因为我们投资率很高，投资过度了，只能靠外需来拉动增长，外需又在逐渐变软。未来的增长靠什么？恐怕很大程度上要靠消费来支撑，但是现在仅有的50%左右的消费率很难支撑一个强有力的经济增长，所以需要继续推进改革和结构调整，使消费率恢复到合理的水平。 白明：消费在当前的经济形势下能够挑起大梁，我们知道拉动经济有三驾马车，消费这驾马车承担得更多了，其他的两驾马车出口与投资相应的自由度就大了。如果说消费上不去，经济又不能下滑，这时候就要挤出口。国际市场形势不好，即使想尽一切办法，甚至在国际上削价竞争，我们的出口效益也很难上去。从国内来讲，投资在相当长时间内是拉动中国经济的主干道，确实立竿见影，但是也带来了很多问题，过剩产能、重复产能、低回报、低效益，在这种情况下，当前中国正在进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中国的扩内需与进口相结合，但中国老百姓扩内需，有一部分需求是由外国的厂商来满足，相当于我们的需求给了外国企业，给它们发展机会，这个怎么理解？在经济全球化的时代，从比较利益的角度来看，“两利取其重，两害取其轻”。从国民经济未来的发展循环来看，我想未来不仅是体内循环，中国经济还应该有体外循环，特别是中国是贸易大国、经济强国，要提升国际话语权。我经常讲一个例子，中国老百姓需要钢笔了，国内是铅笔厂多，要不要建很多钢笔厂呢？未必。我国跟韩国签协定，买韩国的钢笔，韩国也别建那么多铅笔厂了，来拉动中国铅笔的消费，这实际上是经济的体外循环。这其中也可以拉动国内消费。 另外，在经济全球化的时代，价值链是一条高速公路，有国外段和国内段，进了中国的海关就相当于进了高速公路的中国收费段。海外产品进到中国市场之后，它的零售、批发、售后服务、配件供应，相应的衍生品开发又是一个中国段的附加值。我们在山下买矿泉水1块钱一瓶，山上就要10块钱。山下是按照商店合理的利润设定的合理价格，但是山上卖到10块钱，那增加的9块钱是挑夫赚的，也是合理的。中国在进口与消费中，要争取赚到那9块钱。 话题2 如何促进消费？ 王小鲁：政府的支出结构要调整，高房价、现行户籍制度也影响了消费 王小鲁：首先，政府的支出结构要调整。过去很长一段时间，我国各级政府都特别注重投资，政府的投资率很高。2017年国有控股企业加上各级政府投资总共大致是23万亿元，但政府财政支出用在公共医疗、公共教育、社会保障方面的公共服务和保障支出不到7万亿。一个是23万亿，一个是不到7万亿。政府用于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的支出尽管过去几年在不断增加，但是总量上看还是偏少。这样一个政府支出结构对居民消费也会有影响，没有好的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居民消费必然也会受到影响。未来怎么鼓励消费？我觉得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政府需要调整投资和消费支出的结构，要加大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方面的支出，减少投资支出，当然也包括减少“三公消费”、减少用于自身行政管理的支出等。 第二个问题，高房价影响了消费。国际上一般认为房价收入比3-5倍比较合适，也就是说三到五年的家庭平均收入可以买一套房子，我国平均的房价收入比是10倍左右，大城市是几十倍，甚至可能上百倍。这么高的房价必然影响消费。要买房子，不敢消费，不光自己不敢消费，可能父母也要省吃俭用想办法帮你买一套房子，甚至爷爷奶奶也要出力。所以我国储蓄率非常高，消费率特别低，这跟房价也是有关系的。而且高房价还影响了收入分配。买不起房的人，房子变成一个沉重的包袱，或者买了一套房要花几十年还房贷；但是手里有十套、二十套房子的人收入增加太轻松了，房子搁那儿隔几年又翻一番，这就是不合理的收入分配。 高房价又和什么因素有关？和地价有关，和目前的住房体制有关系。上世纪80-90年代我国开始进行住房改革的时候，当时是想以保障性住房为主，同时发展房地产市场，中低收入居民主要靠保障性住房，中上收入和高收入居民主要靠商品房市场。这样一个设想在当时我认为是很合理的，但是在执行过程中走偏了，商品房的比重越来越大，保障房越来越小，而且保障房曾经有一段时间分配也出了很多问题，有些人开着豪车买保障房。我觉得这种情况未来是需要改变的，政府要有计划地扩大保障房的比重，保障房在每年住宅增量中至少要占到一半以上，让老百姓逐步能够住得起房，特别是收入低的人。 再有，十八届三中全会文件里说了，要建设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过去政府垄断了土地的一级市场，土地来源全部由政府控制，以后应该逐步放开，让土地的来源多元化，农村的集体建设用地也可以进入土地市场，这样可以形成一个市场竞争的局面，有利于把地价降下来。开放土地市场对于控制房价有重要的意义，也就间接地对未来提振居民消费起到重要的作用。我们土地制度的改革和住房制度的改革还需要做更多的事情。 第三个问题，现行户籍制度也影响了消费。改革开放以后大量农民工进城，为中国的经济增长、城市建设做出了非常大的贡献，现在城镇就业人口4亿多，2亿多是农民工。但是有一个突出的问题，2亿多农民工已经算城镇常住人口了，但没有入户，很大一部分人没有享受到城镇的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根据国家统计局的调查，农民工的社会保障覆盖率还是相当低的。这种情况就造成了这2亿多人的群体不敢消费，因为无论他们在城市里打工多少年，在城市里没有房子，将来要回到农村去，老了以后还得自己解决养老问题，怎么敢消费呢？病了要自己花钱，子女教育在相当程度上可能也自己花钱，这些问题都限制了农民工的消费。根据国家统计局2017年的调查，农民工的消费支出占他们收入的三分之一，所以他们的储蓄率特别高，消费率特别低，而全国平均的居民消费率是70%，农民工差了一半以上。国家整体的消费疲软，消费不能够强有力地支撑经济增长，这样的情况当然是一个重要的影响因素。 怎么解决这个问题？未来要加快推进户籍制度改革，要放宽限制，让农民工能够逐步在城市里落户。我们现在已经在做这件事。加快推进户籍制度改革，要让他们享受到养老保险、住房保障等公共服务，这样农民工的消费率如果从33%提高到70%，增长一倍，全国可以增加3万亿到4万亿的消费需求，对经济增长当然是一个巨大的支撑。 白明：一方面扩大消费有难处，但是另一方面也有很多消费我们还没有满足。首先是发展服务消费，比如养老消费，我们的养老设施是不是还不够健全？中国人的生活水平逐步提高了，还会有新的消费热点。另外，还可以扩大农村消费，因为农村的消费还有很多领域是空白，有很多东西还没有下沉到村一级、乡一级，甚至有的县一级都还没有达到。 消费也有不同层次，基层的是温饱型消费，高层次的是个性化消费，要满足这样的需求，也应该区分不同的消费品和消费层次。消费升级是需求层次的上升，我们以前有“三大件”，后来有汽车，新的消费热点是什么？能够持续的万亿级消费热点是什么？不能用过去的温饱型消费制定政策去衡量高端消费。消费升级了，消费的各种政策、市场管理也要发生变化。比如在消费渠道上，现在线下店越来越萎缩，线上发展很快，未来线上线下怎么结合起来？在消费环境上，我们关注消费的东西放不放心，有没有假货。 闫宇波：单纯讨论消费升级和降级意义并不大，要看消费转型过程中是不是有更大的潜力在释放？如何让它释放更多？大家可能有一个深刻的感受，就是现在更多的人愿意为服务买单了，愿意为追求生活品质买单了，更多减少了对温饱的支出。当消费者的需求已经转变到追求更高生活品质的时候，消费供给就要有相应的改变满足这些需求。 在金融角度上，我们看到了一个明显的变化，就是现在透支消费的意识在加强。信用卡是典型的透支消费，透支消费是能够扩大消费潜能的。消费意识的转型和消费结构的调整，倒逼金融机构进行产品创新。 我还想说一个消费文化的问题。合理的信贷消费是倡导的，但过度的信贷消费是不倡导的。现在已经有相关的迹象，多头借债的情况造成了不合理消费的现象，这已经引起监管部门注意了。商务部研究院国际市场研究所副所长白明 话题3 消费增速放缓是否需要警惕？ 王小鲁：居民消费预期受到影响，未来会好转 王小鲁：消费走缓是一个复杂的现象，从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来看，至少2018年消费是正增长的。我们也看到其他方面的数据，比如2018年很多消费品的实际产量是下降的。这里就有一个问题，我们的消费到底是什么形势？是上升了还是下降了？我想，在一些基本生活消费品方面，目前确实遇到了很多困难，因为随着经济逐渐走缓，企业的经营状况不太好，对就业会产生影响，也会影响到居民消费的心理状况，可能就会收紧消费。我们也看到，还有很多消费热点，和互联网有关的一些新的产业领域消费还很热。 这也反映了我国收入分配状况中存在的一些问题，我们的收入差距还是偏大的，这导致了普通工薪阶层消费可能更多停留在基本消费品方面，满足吃穿。这一类消费，一旦消费者对未来的预期发生变化，消费就会受到影响。 但是另一方面，还有很多高收入群体，还在不断创造很多新的消费领域。我国的中等收入群体确实是在不断增加的。整个国家的情况是多方面的，有些是不良的因素，另外也有很多积极的因素。现在经济下行的趋势总要有一个过程，未来也许两年或三年以后，经济会出现一定程度回升，那时大家的心理预期也会发生改变，消费的情况也会好转。中国农业银行北京市分行信用卡中心副总经理闫宇波 话题4 农村消费市场如何发展？ 白明：首先要解决消费能力的问题，其次是消费渠道问题 王小鲁：从长远来看，我觉得农村市场是一个潜力很大的市场。县城、乡镇的发展比较快，所以它必然也给消费带来很多变化。 近几年外出农民工的数量增长在放缓，乡镇本地农民工的增长快于外出农民工的增长，这意味着农民工有返乡的趋势。这会对乡镇这一级的消费起到一个积极的作用，特别是从未来中长期来看，我觉得这个趋势还会持续下去。 白明：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农村人口是相对更多的，农民的消费关系到未来中国消费能不能承担起支撑国民经济的大任。现在看来农村消费整体水平还有待进一步提高。首先要解决消费能力的问题，农民靠粮食和农产品的收入总归有限，农民工出去打工获得的收入，很大一部分是回乡消费，假如有一半年轻人出去打工，整个村子的消费能力就是不一样了。 再有一个是消费渠道问题。农村流通渠道不畅，因为商品的流通成本高，这方面电子商务和物流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了这个短板。电子商务发展起来后，很多过去农村见不到的东西，在手机上、电脑上一下单，过两天就送来了。我觉得拓展农村市场可能是一个发力点。 闫宇波：我们作为金融机构，从去年开始对农村消费市场深有体会。我们做了一件事，把汽车经销商放到各个城市，帮他们集客，撮合成交，中间搭配我们的汽车分期产品。在三四线城市，特别是乡镇，效果特别好，因为当地市场没有这样的供给。 另外我还有一些个人的体会，我家乡的人过得比我滋润，因为他们每个月不用还房贷，因为没有什么负担，可支配收入更多了，这决定了他们的消费潜能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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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小鲁：首先，政府的支出结构要调整。过去很长一段时间，我国各级政府都特别注重投资，政府的投资率很高。2017年国有控股企业加上各级政府投资总共大致是23万亿元，但政府财政支出用在公共医疗、公共教育、社会保障方面的公共服务和保障支出不到7万亿。一个是23万亿，一个是不到7万亿。政府用于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的支出尽管过去几年在不断增加，但是总量上看还是偏少。这样一个政府支出结构对居民消费也会有影响，没有好的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居民消费必然也会受到影响。未来怎么鼓励消费？我觉得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政府需要调整投资和消费支出的结构，要加大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方面的支出，减少投资支出，当然也包括减少“三公消费”、减少用于自身行政管理的支出等。 第二个问题，高房价影响了消费。国际上一般认为房价收入比3-5倍比较合适，也就是说三到五年的家庭平均收入可以买一套房子，我国平均的房价收入比是10倍左右，大城市是几十倍，甚至可能上百倍。这么高的房价必然影响消费。要买房子，不敢消费，不光自己不敢消费，可能父母也要省吃俭用想办法帮你买一套房子，甚至爷爷奶奶也要出力。所以我国储蓄率非常高，消费率特别低，这跟房价也是有关系的。而且高房价还影响了收入分配。买不起房的人，房子变成一个沉重的包袱，或者买了一套房要花几十年还房贷；但是手里有十套、二十套房子的人收入增加太轻松了，房子搁那儿隔几年又翻一番，这就是不合理的收入分配。 高房价又和什么因素有关？和地价有关，和目前的住房体制有关系。上世纪80-90年代我国开始进行住房改革的时候，当时是想以保障性住房为主，同时发展房地产市场，中低收入居民主要靠保障性住房，中上收入和高收入居民主要靠商品房市场。这样一个设想在当时我认为是很合理的，但是在执行过程中走偏了，商品房的比重越来越大，保障房越来越小，而且保障房曾经有一段时间分配也出了很多问题，有些人开着豪车买保障房。我觉得这种情况未来是需要改变的，政府要有计划地扩大保障房的比重，保障房在每年住宅增量中至少要占到一半以上，让老百姓逐步能够住得起房，特别是收入低的人。 再有，十八届三中全会文件里说了，要建设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过去政府垄断了土地的一级市场，土地来源全部由政府控制，以后应该逐步放开，让土地的来源多元化，农村的集体建设用地也可以进入土地市场，这样可以形成一个市场竞争的局面，有利于把地价降下来。开放土地市场对于控制房价有重要的意义，也就间接地对未来提振居民消费起到重要的作用。我们土地制度的改革和住房制度的改革还需要做更多的事情。 第三个问题，现行户籍制度也影响了消费。改革开放以后大量农民工进城，为中国的经济增长、城市建设做出了非常大的贡献，现在城镇就业人口4亿多，2亿多是农民工。但是有一个突出的问题，2亿多农民工已经算城镇常住人口了，但没有入户，很大一部分人没有享受到城镇的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根据国家统计局的调查，农民工的社会保障覆盖率还是相当低的。这种情况就造成了这2亿多人的群体不敢消费，因为无论他们在城市里打工多少年，在城市里没有房子，将来要回到农村去，老了以后还得自己解决养老问题，怎么敢消费呢？病了要自己花钱，子女教育在相当程度上可能也自己花钱，这些问题都限制了农民工的消费。根据国家统计局2017年的调查，农民工的消费支出占他们收入的三分之一，所以他们的储蓄率特别高，消费率特别低，而全国平均的居民消费率是70%，农民工差了一半以上。国家整体的消费疲软，消费不能够强有力地支撑经济增长，这样的情况当然是一个重要的影响因素。 怎么解决这个问题？未来要加快推进户籍制度改革，要放宽限制，让农民工能够逐步在城市里落户。我们现在已经在做这件事。加快推进户籍制度改革，要让他们享受到养老保险、住房保障等公共服务，这样农民工的消费率如果从33%提高到70%，增长一倍，全国可以增加3万亿到4万亿的消费需求，对经济增长当然是一个巨大的支撑。 白明：一方面扩大消费有难处，但是另一方面也有很多消费我们还没有满足。首先是发展服务消费，比如养老消费，我们的养老设施是不是还不够健全？中国人的生活水平逐步提高了，还会有新的消费热点。另外，还可以扩大农村消费，因为农村的消费还有很多领域是空白，有很多东西还没有下沉到村一级、乡一级，甚至有的县一级都还没有达到。 消费也有不同层次，基层的是温饱型消费，高层次的是个性化消费，要满足这样的需求，也应该区分不同的消费品和消费层次。消费升级是需求层次的上升，我们以前有“三大件”，后来有汽车，新的消费热点是什么？能够持续的万亿级消费热点是什么？不能用过去的温饱型消费制定政策去衡量高端消费。消费升级了，消费的各种政策、市场管理也要发生变化。比如在消费渠道上，现在线下店越来越萎缩，线上发展很快，未来线上线下怎么结合起来？在消费环境上，我们关注消费的东西放不放心，有没有假货。 闫宇波：单纯讨论消费升级和降级意义并不大，要看消费转型过程中是不是有更大的潜力在释放？如何让它释放更多？大家可能有一个深刻的感受，就是现在更多的人愿意为服务买单了，愿意为追求生活品质买单了，更多减少了对温饱的支出。当消费者的需求已经转变到追求更高生活品质的时候，消费供给就要有相应的改变满足这些需求。 在金融角度上，我们看到了一个明显的变化，就是现在透支消费的意识在加强。信用卡是典型的透支消费，透支消费是能够扩大消费潜能的。消费意识的转型和消费结构的调整，倒逼金融机构进行产品创新。 我还想说一个消费文化的问题。合理的信贷消费是倡导的，但过度的信贷消费是不倡导的。现在已经有相关的迹象，多头借债的情况造成了不合理消费的现象，这已经引起监管部门注意了。商务部研究院国际市场研究所副所长白明 话题3 消费增速放缓是否需要警惕？ 王小鲁：居民消费预期受到影响，未来会好转 王小鲁：消费走缓是一个复杂的现象，从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来看，至少2018年消费是正增长的。我们也看到其他方面的数据，比如2018年很多消费品的实际产量是下降的。这里就有一个问题，我们的消费到底是什么形势？是上升了还是下降了？我想，在一些基本生活消费品方面，目前确实遇到了很多困难，因为随着经济逐渐走缓，企业的经营状况不太好，对就业会产生影响，也会影响到居民消费的心理状况，可能就会收紧消费。我们也看到，还有很多消费热点，和互联网有关的一些新的产业领域消费还很热。 这也反映了我国收入分配状况中存在的一些问题，我们的收入差距还是偏大的，这导致了普通工薪阶层消费可能更多停留在基本消费品方面，满足吃穿。这一类消费，一旦消费者对未来的预期发生变化，消费就会受到影响。 但是另一方面，还有很多高收入群体，还在不断创造很多新的消费领域。我国的中等收入群体确实是在不断增加的。整个国家的情况是多方面的，有些是不良的因素，另外也有很多积极的因素。现在经济下行的趋势总要有一个过程，未来也许两年或三年以后，经济会出现一定程度回升，那时大家的心理预期也会发生改变，消费的情况也会好转。中国农业银行北京市分行信用卡中心副总经理闫宇波 话题4 农村消费市场如何发展？ 白明：首先要解决消费能力的问题，其次是消费渠道问题 王小鲁：从长远来看，我觉得农村市场是一个潜力很大的市场。县城、乡镇的发展比较快，所以它必然也给消费带来很多变化。 近几年外出农民工的数量增长在放缓，乡镇本地农民工的增长快于外出农民工的增长，这意味着农民工有返乡的趋势。这会对乡镇这一级的消费起到一个积极的作用，特别是从未来中长期来看，我觉得这个趋势还会持续下去。 白明：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农村人口是相对更多的，农民的消费关系到未来中国消费能不能承担起支撑国民经济的大任。现在看来农村消费整体水平还有待进一步提高。首先要解决消费能力的问题，农民靠粮食和农产品的收入总归有限，农民工出去打工获得的收入，很大一部分是回乡消费，假如有一半年轻人出去打工，整个村子的消费能力就是不一样了。 再有一个是消费渠道问题。农村流通渠道不畅，因为商品的流通成本高，这方面电子商务和物流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了这个短板。电子商务发展起来后，很多过去农村见不到的东西，在手机上、电脑上一下单，过两天就送来了。我觉得拓展农村市场可能是一个发力点。 闫宇波：我们作为金融机构，从去年开始对农村消费市场深有体会。我们做了一件事，把汽车经销商放到各个城市，帮他们集客，撮合成交，中间搭配我们的汽车分期产品。在三四线城市，特别是乡镇，效果特别好，因为当地市场没有这样的供给。 另外我还有一些个人的体会，我家乡的人过得比我滋润，因为他们每个月不用还房贷，因为没有什么负担，可支配收入更多了，这决定了他们的消费潜能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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