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州古玩鉴定展览
铜器
铜器，青铜器的简称，也泛称各种铜器。铜器是指以青铜为基本原料加工而制成的器皿、用器等。青铜，古称金或吉金，是红铜与其它化学元素(锡、镍、铅、磷等)的合金，其铜锈呈青绿色，因而得名。史学上所称的"青铜时代"是指大量使用青铜工具及青铜礼器的时期。中国是世界上早掌握黄铜冶炼技术的文明，姜寨遗址出土的黄铜片和黄铜环就是冶炼而成，距今6700年。中国的青铜冶炼掌握的也较早，目前我国早的冶炼青铜器为甘肃马家窑遗址出土的青铜刀，距今也有5000年。
简介
中国古代的青铜文化十分发达，并以制作精良，气魄雄伟、技术高超而著称于世。贵族把青铜器作为宴享和放在宗庙里祭祀祖先的礼器。青铜器不是一般人可以拥有的，它作为一种权力和地位的象征、一种记事耀功的礼器而流传于世。青铜文化在世界各地区都有发展，这是因为青铜作为工具和器皿的原料有其优越性：首先，自然界存在着天然的纯铜块（即红铜），因此铜也是人类早认识的金属之一。但红铜的硬度低，不适于制作生产工具，所以，在生产中发挥的作用不大。后来，人们又发现了锡矿石，并学会了提炼锡，在此基础上人们认识到添加了锡的铜即青铜，比纯铜的硬度大。经过测定红铜的硬度为布林氏硬计的35度，加锡5%，其硬度就提高为68度；加锡10%，即提高为88度。而且经锤炼后，硬度可进一步提高。在中国古代人们已经能够准确的掌握青铜的含锡铅比例。可根据铸造期望的不同，按比例加锡、铅。《周礼·考工记》里明确记载了制作不同的不同合金比例：六分其金而锡居一，谓之钟鼎齐（剂）。 五分其金而锡居一，谓之斧斤齐（剂）。四分其金而锡居一，谓之戈戟齐（剂）。三分其金而锡居一，谓之大刃齐（剂）。 五分其金而锡居二，谓之削杀矢（箭头）之齐（剂）。 金锡半，谓之鉴燧（铜镜）之齐（剂）。青铜器主要分酒器、食器、水器、乐器和兵器五大类。
一般加锡越多，铸好的青铜器就越硬，但同时青铜也会变的更脆。其次，青铜溶液流动性好，凝固时收缩率很小，因此，能够铸造出一些细部十分精巧的器物。后，青铜的化学性能稳定，耐腐蚀，可长期保存。此外，青铜的熔点较低，熔化时不需要很高的温度。所以青铜器用坏了以后，可以回炉重铸。考古证明中国青铜器源远流长，其历史可以上溯到公元前三千年左右。大约二千年以前，自夏代开始中国进入了青铜时代，到春秋时代结束。经夏、商、西周、春秋到封建社会的战国、秦汉，每一时期都有着前后承袭的发展演变系统。我国古代青铜器种类繁多、形制多样，包括：礼器、生产工具、兵器、车马器和其他用具。其中礼器又包括了食器、酒器、水器和乐器。
1939年安阳殷墟遗址武官村出土的商代晚期后母戊（司母戊）鼎长方斗形腹，口沿上有两个直耳，腹下有四个圆柱足。腹部四周饰以兽面纹和夔[kui葵]纹，耳外侧饰以双虎食人头纹，足上部亦饰以兽面纹，并皆以云雷纹为地纹，神秘而繁缛。腹内壁铸有铭文“后母戊”三字，据此可知为商王祖庚或祖甲为祭祀其母戊而作。形体巨大，高达1.33米，大长1.10米，宽0.79米，1994年经中国历史博物馆科技部与中国计量科学研究院进行标准计量，实测重量为832.84公斤，不仅是中国古代、也是世界古代重的青铜器。制作精美，系用多块陶内范和外范拼合浇铸而成，代表了中国古代青铜冶铸业的高水平和中国古代人民高超的智慧与创造力 。青铜鼎是在新石器时代广泛使用陶鼎的基础上发展而成的。目前发现早的青铜鼎出现于商代早期，即商二里冈文化期，历经各个朝代，一直沿用到两汉，乃至魏晋，是青铜器中行用时间长的，因而变化也很大。据礼书的记载，西周时：天子用九鼎，鼎是盛牛，称为太牢，以下为羊、豕、鱼、腊、肠胃、肤、鲜鱼、鲜腊；诸候一般用七鼎，也称大牢，减少鲜肉、鲜腊二味；
（但东周时诸侯宴卿大夫也可用九鼎）；卿大夫用五鼎，称少牢，鼎实是羊、豕、鱼、腊、肤；士用三鼎，鼎实是豕、鱼、腊，（士也有用一鼎的，鼎实为豕）。青铜礼器十分发达是中国古代青铜文化区别于其他国家古代青铜文化的一个显著特点之一，这也是中国古代青铜文化的本质特点。礼器的发达是由中国古代奴隶社会异常强大的“宗法血缘”关系决定的。人们对祖先、对神灵的崇拜远远超越了对于自身的认同。夏代已出现了青铜礼器。到了商代，特别是商代晚期青铜礼器已十分发展成熟，主要的器类都已具备，主要有食器、酒器、水器、和乐器。鼎是青铜礼器中的主要食器，在古代社会中，它被当作统治阶级等级制度和权利的标志。目前考古发现的时代早的青铜鼎是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出土的商代早期的青铜鼎。
公元前21世纪中国进入青铜时代，在商周奴隶制社会，青铜器是贵族代表身份的礼器。文饰精美、形象生动、技术高超、种类繁多的古青铜艺术是中国历史上灿烂的文化遗产，对民族以后各种艺术的发展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对于收藏界来说青铜器从来都是重中之重。收藏几十件瓷器、木器、字画的藏家并不少见，而收藏几十件青铜器的人几乎没有。实际上有一两件称得上礼器的青铜器便可以成为震宅之宝。商代晚期至西周早期青铜艺术辉煌灿烂。商代礼器的重酒体制臻于完善，满布器身的纹饰大量采用浮雕和平雕相结合的方法，精美绝伦。运用夸张、象征手法表现动物神怪的兽面纹空前发达，既壮严神秘又富有生气。纪事何铭文在商末出现。周初礼器沿袭商制，出现了向重食体制转变的端倪。
演变历程
商代早期公元前16世纪——前15世纪中叶，相当于商二里冈文化期。郑州商城夯土中木炭测定碳14年代为公元前1620年，正合于商汤立国的时期，但是二里冈文化的下限还不大清楚。二里冈遗存分上下两层，上下层青铜器的差别不是属于风格方面，而是上层比下层的器类有更多的发展。商代早期青铜器在郑州出土很多，这是由于郑州商城是商代早期的都邑之故。重要的有二里冈、白家庄、张寨南街、杨庄，南关外、铭功路、二七路等地的墓葬或窖藏。大体分布在商城的南面和东南角。在城的东北和西面，也有埋青铜器的墓地。在河南北部发现了商代早期青铜器多起。在湖北黄陂盘龙城、安徽嘉山泊岗、江西清江吴城等地也有重要的发现。以上遗址和墓葬中发现的商代早期青铜器，以二里冈上层的居多。
综合各地出土的器物，计有：鼎、大鼎、大方鼎、鬲、甗、瓿、簋、爵、管流爵，觚、斝、罍、提梁壶、瓠形提梁壶、中柱盘、盘等，包括了饪食器、酒器和水器等门类。较早的器类比较简单，但是爵、觚、斝组合的一套酒器，已普遍出现。二里冈上层青铜器的器形更为发展，商代青铜礼器的体制业已形成。属于二里冈下层的青铜器，器壁普遍很薄，二里冈上层的青铜器，有的器壁巳相当厚重。商代早期青铜器具有独特的造型。鼎、鬲等食器三足。必有一足与一耳成垂直线，在视觉上有不平衡感。鼎、斝等柱状足成锥状足和器腹相通，这是由于当时还没有掌握对范芯的浇铸全封闭技巧。方鼎巨大，容器部分作正方深斗形，与殷墟时期长方槽形的方鼎完全不同。爵的形状承继二里头文化式样，—律为扁体平底。流甚狭而长。青铜斝除平底型的以外，还出现了袋足斝。觚、尊、瓿、罍等圈足器皆有 形大孔，相当二里冈上层的器， 字形有成为大方孔的。有的更在圈足的边沿，留有数道缺口，郑州和黄陂盘龙城都出土过这种实例。管流斜置于顶上的半封顶袋足盉，后侧有一大鋬可执，在本期内颇具特色。罍皆狭唇高颈有肩，形体亦偏高。商代早期壶有提梁的有长颈小口鼓腹形和小口体呈悬瓠形的两种，也有小口器颈不高不设提梁的。
商代早期青铜器纹饰主体已是兽面纹，以粗犷的勾曲回旋的线条构成，全是变形纹样，除兽目圆大，以为象征外，其余条纹并不具体表现物象的各个部位，纹饰多平雕，个别主纹出现了浮雕，二里冈上层尊、罍等器肩上已有高浮雕的牺首装饰。所有的兽面纹或其它动物纹都不以雷纹为地，是这一时期的特色。商代早期的几何纹极其简单，有一些粗率的雷纹，也有单列或多列的连珠纹，乳钉纹也已经出现。商代早期的青铜器，极少有铭文，以前认为个别上的龟形是文字，实际上仍是纹饰而不是文字。商代中期公元前15世纪中叶—前13世纪在商二里冈文化期和殷墟文化期之间，有几批青铜器出土。这些器物有某种商代早期的特点，然而已有较多的演变；也有某些殷墟时期青铜器特点的肇始。比较典型的是河北地区藁城台西下层墓葬中出土的一批青铜器，北京平谷刘家河商代墓葬中出土的青铜器，安徽阜南和肥西地区出土的青铜器。在豫西的灵宝东桥，也有出土。殷墟文化一期有这类器物发现，如小屯232号墓所出土的一组青铜器，和小屯331、333号墓等所出土的部分青铜器。但这一类器物在殷墟发现并不多，而在其它地区有的反而比殷墟的更为典型而精好，现在还找不出像二里冈或殷墟那样生产这类青铜器的商代大都邑。盘庚迁殷之前的商都在奄，更早在庇和相，但是在二里冈期之后，殷墟期之前这批青铜器是客观存在。由于这类青铜器具有早期至晚期的过渡特点，所以有的将之断在二里冈期，有的断为殷墟文化早期。这类青铜器的分布具有一定的广泛性，而其时生产它们的中心又不在殷，因而完全有必要在二里冈文化期之后，
和成熟的殷墟文化期之前，划出一个称之为商代中期的阶段。商代中期的上限不易确定，下限约在武丁之前。这一时期接近早期的器形有爵、觚、斝等。爵尾虽然与早期相似，但流已放宽，出现的圆体爵是放所未见的。斝在空椎状足之外，出现了丁字形足，底多向下臌出，平底已较少见。早期虽已出现了宽肩的大口尊，这类器形在此时有较大的发展，像阜南的龙虎尊和兽面纹尊这样厚重雄伟的造型，在商代早期是从未出现的。瓿这类器形，也是这个时期发展起来的，藁城的兽面纹瓿是其典型。早期体型较高的罍，在这时发展为体型比例较低而肩部宽阔的式样，故宫博物院所藏的巨型兽面纹罍是其典型。这时的圈足器上的 形和方形的孔，与早期相比，有所缩小。鼎、鬲类器比较突出的变化是一耳不再与—足对立，形成不平衡状，而是三足与两耳对称，成为以后所有鼎的固定格式，但这时浇铸时芯范悬封的方法还没有完全解决，因而中空的鼎足还有与器腹相通的情形。
纹饰分为两类，一类是二里冈期变形动物纹的改进，原来粗犷的线条变得较细而密集，一股如平谷的兽面纹鼎和 肥西的斝与爵，而阜南龙虎尊和嘉山泊岗的主纹兽面纹已较精细，圈足上的兽面纹仍保持早期的结构和风格。第二类是出现了用繁密的雷纹和排列整齐的羽状纹构成的兽面纹。这类兽面纹双目往往突出。如果不是浮雕，则无论是头像还是体躯都没有明显的区分。这方面的实例如藁城的瓿和故宫博物院收藏的大罍，已采用较多的高浮雕附饰，但线条轮廓有浑圆感，与晚期浮雕轮廓线峻直锐利的风格不同。商代中期青铜器一般仍保持着不铸铭文的习惯，但个别器上发现铸有作器者本人的族氏徽记，但是没有发现被祭祖考的日干之称。商代晚期公元前13世纪至前11世纪自武丁至于帝辛。段墟文化的考古分期一般采用邹衡的四期说，即期盘庚至小乙，第二期武丁至祖甲，第三期辛至文丁，第四期帝乙帝辛。以后的发现，大体上都没有越过这个界限。而殷墟的青铜器分期则有张长寿的三期说，即期盘庚至武丁，第二期祖庚至康丁，第三期武乙至帝辛。此外，还有—些其它的说法。商代晚期如以武丁后期起计，至帝辛可能接近二百年或不足二百年，在这样长的时期内，按照具体情形，又可区别为前后两个阶段。
中国青铜器不但数量多，而且造型丰富、品种繁多。有酒器、食器、水器、乐器、兵器、农具与工具、车马器、 生活用具、货币、玺印，等等。单在酒器类中又有爵。角、觯、斝、尊、壶、卣、方彝、觥、罍、盉、勺、禁等二十多个器种，而每一器种在每个时代都呈现不同的风采，同一时代的同一器种的式样也多姿多彩，而不同地区的青铜器也有所差异，犹如百花齐放，五彩缤纷，因而使青铜器具有很高的观赏价值。而从文物鉴定的角度来说，无疑增加了鉴定的难度，鉴定难度大，反过来又使研究赏析更富有情趣，青铜器也更具有吸引力。
铜器，青铜器的简称，也泛称各种铜器。铜器是指以青铜为基本原料加工而制成的器皿、用器等。青铜，古称金或吉金，是红铜与其它化学元素(锡、镍、铅、磷等)的合金，其铜锈呈青绿色，因而得名。史学上所称的"青铜时代"是指大量使用青铜工具及青铜礼器的时期。中国是世界上早掌握黄铜冶炼技术的文明，姜寨遗址出土的黄铜片和黄铜环就是冶炼而成，距今6700年。中国的青铜冶炼掌握的也较早，目前我国早的冶炼青铜器为甘肃马家窑遗址出土的青铜刀，距今也有5000年。
简介
中国古代的青铜文化十分发达，并以制作精良，气魄雄伟、技术高超而著称于世。贵族把青铜器作为宴享和放在宗庙里祭祀祖先的礼器。青铜器不是一般人可以拥有的，它作为一种权力和地位的象征、一种记事耀功的礼器而流传于世。青铜文化在世界各地区都有发展，这是因为青铜作为工具和器皿的原料有其优越性：首先，自然界存在着天然的纯铜块（即红铜），因此铜也是人类早认识的金属之一。但红铜的硬度低，不适于制作生产工具，所以，在生产中发挥的作用不大。后来，人们又发现了锡矿石，并学会了提炼锡，在此基础上人们认识到添加了锡的铜即青铜，比纯铜的硬度大。经过测定红铜的硬度为布林氏硬计的35度，加锡5%，其硬度就提高为68度；加锡10%，即提高为88度。而且经锤炼后，硬度可进一步提高。在中国古代人们已经能够准确的掌握青铜的含锡铅比例。可根据铸造期望的不同，按比例加锡、铅。《周礼·考工记》里明确记载了制作不同的不同合金比例：六分其金而锡居一，谓之钟鼎齐（剂）。 五分其金而锡居一，谓之斧斤齐（剂）。四分其金而锡居一，谓之戈戟齐（剂）。三分其金而锡居一，谓之大刃齐（剂）。 五分其金而锡居二，谓之削杀矢（箭头）之齐（剂）。 金锡半，谓之鉴燧（铜镜）之齐（剂）。青铜器主要分酒器、食器、水器、乐器和兵器五大类。
一般加锡越多，铸好的青铜器就越硬，但同时青铜也会变的更脆。其次，青铜溶液流动性好，凝固时收缩率很小，因此，能够铸造出一些细部十分精巧的器物。后，青铜的化学性能稳定，耐腐蚀，可长期保存。此外，青铜的熔点较低，熔化时不需要很高的温度。所以青铜器用坏了以后，可以回炉重铸。考古证明中国青铜器源远流长，其历史可以上溯到公元前三千年左右。大约二千年以前，自夏代开始中国进入了青铜时代，到春秋时代结束。经夏、商、西周、春秋到封建社会的战国、秦汉，每一时期都有着前后承袭的发展演变系统。我国古代青铜器种类繁多、形制多样，包括：礼器、生产工具、兵器、车马器和其他用具。其中礼器又包括了食器、酒器、水器和乐器。
1939年安阳殷墟遗址武官村出土的商代晚期后母戊（司母戊）鼎长方斗形腹，口沿上有两个直耳，腹下有四个圆柱足。腹部四周饰以兽面纹和夔[kui葵]纹，耳外侧饰以双虎食人头纹，足上部亦饰以兽面纹，并皆以云雷纹为地纹，神秘而繁缛。腹内壁铸有铭文“后母戊”三字，据此可知为商王祖庚或祖甲为祭祀其母戊而作。形体巨大，高达1.33米，大长1.10米，宽0.79米，1994年经中国历史博物馆科技部与中国计量科学研究院进行标准计量，实测重量为832.84公斤，不仅是中国古代、也是世界古代重的青铜器。制作精美，系用多块陶内范和外范拼合浇铸而成，代表了中国古代青铜冶铸业的高水平和中国古代人民高超的智慧与创造力 。青铜鼎是在新石器时代广泛使用陶鼎的基础上发展而成的。目前发现早的青铜鼎出现于商代早期，即商二里冈文化期，历经各个朝代，一直沿用到两汉，乃至魏晋，是青铜器中行用时间长的，因而变化也很大。据礼书的记载，西周时：天子用九鼎，鼎是盛牛，称为太牢，以下为羊、豕、鱼、腊、肠胃、肤、鲜鱼、鲜腊；诸候一般用七鼎，也称大牢，减少鲜肉、鲜腊二味；
（但东周时诸侯宴卿大夫也可用九鼎）；卿大夫用五鼎，称少牢，鼎实是羊、豕、鱼、腊、肤；士用三鼎，鼎实是豕、鱼、腊，（士也有用一鼎的，鼎实为豕）。青铜礼器十分发达是中国古代青铜文化区别于其他国家古代青铜文化的一个显著特点之一，这也是中国古代青铜文化的本质特点。礼器的发达是由中国古代奴隶社会异常强大的“宗法血缘”关系决定的。人们对祖先、对神灵的崇拜远远超越了对于自身的认同。夏代已出现了青铜礼器。到了商代，特别是商代晚期青铜礼器已十分发展成熟，主要的器类都已具备，主要有食器、酒器、水器、和乐器。鼎是青铜礼器中的主要食器，在古代社会中，它被当作统治阶级等级制度和权利的标志。目前考古发现的时代早的青铜鼎是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出土的商代早期的青铜鼎。
公元前21世纪中国进入青铜时代，在商周奴隶制社会，青铜器是贵族代表身份的礼器。文饰精美、形象生动、技术高超、种类繁多的古青铜艺术是中国历史上灿烂的文化遗产，对民族以后各种艺术的发展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对于收藏界来说青铜器从来都是重中之重。收藏几十件瓷器、木器、字画的藏家并不少见，而收藏几十件青铜器的人几乎没有。实际上有一两件称得上礼器的青铜器便可以成为震宅之宝。商代晚期至西周早期青铜艺术辉煌灿烂。商代礼器的重酒体制臻于完善，满布器身的纹饰大量采用浮雕和平雕相结合的方法，精美绝伦。运用夸张、象征手法表现动物神怪的兽面纹空前发达，既壮严神秘又富有生气。纪事何铭文在商末出现。周初礼器沿袭商制，出现了向重食体制转变的端倪。
演变历程
商代早期公元前16世纪——前15世纪中叶，相当于商二里冈文化期。郑州商城夯土中木炭测定碳14年代为公元前1620年，正合于商汤立国的时期，但是二里冈文化的下限还不大清楚。二里冈遗存分上下两层，上下层青铜器的差别不是属于风格方面，而是上层比下层的器类有更多的发展。商代早期青铜器在郑州出土很多，这是由于郑州商城是商代早期的都邑之故。重要的有二里冈、白家庄、张寨南街、杨庄，南关外、铭功路、二七路等地的墓葬或窖藏。大体分布在商城的南面和东南角。在城的东北和西面，也有埋青铜器的墓地。在河南北部发现了商代早期青铜器多起。在湖北黄陂盘龙城、安徽嘉山泊岗、江西清江吴城等地也有重要的发现。以上遗址和墓葬中发现的商代早期青铜器，以二里冈上层的居多。
综合各地出土的器物，计有：鼎、大鼎、大方鼎、鬲、甗、瓿、簋、爵、管流爵，觚、斝、罍、提梁壶、瓠形提梁壶、中柱盘、盘等，包括了饪食器、酒器和水器等门类。较早的器类比较简单，但是爵、觚、斝组合的一套酒器，已普遍出现。二里冈上层青铜器的器形更为发展，商代青铜礼器的体制业已形成。属于二里冈下层的青铜器，器壁普遍很薄，二里冈上层的青铜器，有的器壁巳相当厚重。商代早期青铜器具有独特的造型。鼎、鬲等食器三足。必有一足与一耳成垂直线，在视觉上有不平衡感。鼎、斝等柱状足成锥状足和器腹相通，这是由于当时还没有掌握对范芯的浇铸全封闭技巧。方鼎巨大，容器部分作正方深斗形，与殷墟时期长方槽形的方鼎完全不同。爵的形状承继二里头文化式样，—律为扁体平底。流甚狭而长。青铜斝除平底型的以外，还出现了袋足斝。觚、尊、瓿、罍等圈足器皆有 形大孔，相当二里冈上层的器， 字形有成为大方孔的。有的更在圈足的边沿，留有数道缺口，郑州和黄陂盘龙城都出土过这种实例。管流斜置于顶上的半封顶袋足盉，后侧有一大鋬可执，在本期内颇具特色。罍皆狭唇高颈有肩，形体亦偏高。商代早期壶有提梁的有长颈小口鼓腹形和小口体呈悬瓠形的两种，也有小口器颈不高不设提梁的。
商代早期青铜器纹饰主体已是兽面纹，以粗犷的勾曲回旋的线条构成，全是变形纹样，除兽目圆大，以为象征外，其余条纹并不具体表现物象的各个部位，纹饰多平雕，个别主纹出现了浮雕，二里冈上层尊、罍等器肩上已有高浮雕的牺首装饰。所有的兽面纹或其它动物纹都不以雷纹为地，是这一时期的特色。商代早期的几何纹极其简单，有一些粗率的雷纹，也有单列或多列的连珠纹，乳钉纹也已经出现。商代早期的青铜器，极少有铭文，以前认为个别上的龟形是文字，实际上仍是纹饰而不是文字。商代中期公元前15世纪中叶—前13世纪在商二里冈文化期和殷墟文化期之间，有几批青铜器出土。这些器物有某种商代早期的特点，然而已有较多的演变；也有某些殷墟时期青铜器特点的肇始。比较典型的是河北地区藁城台西下层墓葬中出土的一批青铜器，北京平谷刘家河商代墓葬中出土的青铜器，安徽阜南和肥西地区出土的青铜器。在豫西的灵宝东桥，也有出土。殷墟文化一期有这类器物发现，如小屯232号墓所出土的一组青铜器，和小屯331、333号墓等所出土的部分青铜器。但这一类器物在殷墟发现并不多，而在其它地区有的反而比殷墟的更为典型而精好，现在还找不出像二里冈或殷墟那样生产这类青铜器的商代大都邑。盘庚迁殷之前的商都在奄，更早在庇和相，但是在二里冈期之后，殷墟期之前这批青铜器是客观存在。由于这类青铜器具有早期至晚期的过渡特点，所以有的将之断在二里冈期，有的断为殷墟文化早期。这类青铜器的分布具有一定的广泛性，而其时生产它们的中心又不在殷，因而完全有必要在二里冈文化期之后，
和成熟的殷墟文化期之前，划出一个称之为商代中期的阶段。商代中期的上限不易确定，下限约在武丁之前。这一时期接近早期的器形有爵、觚、斝等。爵尾虽然与早期相似，但流已放宽，出现的圆体爵是放所未见的。斝在空椎状足之外，出现了丁字形足，底多向下臌出，平底已较少见。早期虽已出现了宽肩的大口尊，这类器形在此时有较大的发展，像阜南的龙虎尊和兽面纹尊这样厚重雄伟的造型，在商代早期是从未出现的。瓿这类器形，也是这个时期发展起来的，藁城的兽面纹瓿是其典型。早期体型较高的罍，在这时发展为体型比例较低而肩部宽阔的式样，故宫博物院所藏的巨型兽面纹罍是其典型。这时的圈足器上的 形和方形的孔，与早期相比，有所缩小。鼎、鬲类器比较突出的变化是一耳不再与—足对立，形成不平衡状，而是三足与两耳对称，成为以后所有鼎的固定格式，但这时浇铸时芯范悬封的方法还没有完全解决，因而中空的鼎足还有与器腹相通的情形。
纹饰分为两类，一类是二里冈期变形动物纹的改进，原来粗犷的线条变得较细而密集，一股如平谷的兽面纹鼎和 肥西的斝与爵，而阜南龙虎尊和嘉山泊岗的主纹兽面纹已较精细，圈足上的兽面纹仍保持早期的结构和风格。第二类是出现了用繁密的雷纹和排列整齐的羽状纹构成的兽面纹。这类兽面纹双目往往突出。如果不是浮雕，则无论是头像还是体躯都没有明显的区分。这方面的实例如藁城的瓿和故宫博物院收藏的大罍，已采用较多的高浮雕附饰，但线条轮廓有浑圆感，与晚期浮雕轮廓线峻直锐利的风格不同。商代中期青铜器一般仍保持着不铸铭文的习惯，但个别器上发现铸有作器者本人的族氏徽记，但是没有发现被祭祖考的日干之称。商代晚期公元前13世纪至前11世纪自武丁至于帝辛。段墟文化的考古分期一般采用邹衡的四期说，即期盘庚至小乙，第二期武丁至祖甲，第三期辛至文丁，第四期帝乙帝辛。以后的发现，大体上都没有越过这个界限。而殷墟的青铜器分期则有张长寿的三期说，即期盘庚至武丁，第二期祖庚至康丁，第三期武乙至帝辛。此外，还有—些其它的说法。商代晚期如以武丁后期起计，至帝辛可能接近二百年或不足二百年，在这样长的时期内，按照具体情形，又可区别为前后两个阶段。
中国青铜器不但数量多，而且造型丰富、品种繁多。有酒器、食器、水器、乐器、兵器、农具与工具、车马器、 生活用具、货币、玺印，等等。单在酒器类中又有爵。角、觯、斝、尊、壶、卣、方彝、觥、罍、盉、勺、禁等二十多个器种，而每一器种在每个时代都呈现不同的风采，同一时代的同一器种的式样也多姿多彩，而不同地区的青铜器也有所差异，犹如百花齐放，五彩缤纷，因而使青铜器具有很高的观赏价值。而从文物鉴定的角度来说，无疑增加了鉴定的难度，鉴定难度大，反过来又使研究赏析更富有情趣，青铜器也更具有吸引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