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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一位北大博士陈龙火了，首先火的不是他的论文《“数字控制”下的劳动秩序——外卖骑手的劳动控制研究》，而是他为了写论文竟然亲自成为一名外卖小哥，跑了5个半月外卖的行为。
说实话，我是很佩服这位北大博士的，如今很少有研究者愿意下苦功夫，真正融入外卖员群体去观察、去调研、去写作，更多的都是纸上谈兵的学者罢了。
当突然出现这么一位有一说一，实地调研的高学历研究者时，的确很令人欣喜，也非常值得鼓励和推广。
这不，前不久还有一位人社局劳动关系处王副处长也体验了一天外卖小哥的生活，累死累活送了5单赚了41元，晚上坐在街边感叹“我太委屈了”。
当然，王副处长也值得鼓励，不过和北大博士送外卖5个半月搞理论上的学术研究不同，王副处长深刻体验1天之后，要做的恐怕是实打实的，用多种方式去改善外卖小哥的生存困境，否则怎么对得起这一天的辛劳和人社局领导的名头呢？
从这位北大博士的论文和采访中，我们可以看到，他的主要研究方向其实就是平台如何通过大数据、算法对外卖员进行实际上的控（压）制（榨）。
2016年外卖行业刚兴起那会儿，各大资本平台为了圈人，纷纷打起价格战，给消费者补贴，给入驻商家补贴，给外卖员的送餐单价也不低，外卖从业者数量也没有如今那么庞大，那时拼的就是谁砸钱多。
随着饿了么吞并百度外卖，外卖行业两大巨头美团、饿了么也逐渐成型，并不断朝向垄断发展。
美团前不久刚因实施“二选一”等涉嫌垄断行为被市场监管总局立案调查，“二选一”即美团要求入驻商家与其签订承诺书，除了美团平台不得入驻其他平台，否则将面临违约金及后台被强制关闭的情况。
足以见得，一旦这些资本平台的圈人、圈流量运动完成，从前的送出去的羊毛将以百倍千倍的数量从商家、外卖员、消费者那里拿回来。
不断上涨的外卖费，不断下跌的送餐费；不断减少的补贴券，不断增多的罚款单……没人能逃脱被收割的下场，而此时难熬的就是外卖员。
等单间隙，一名外卖员在休息。
单价下降，只能依靠多送餐，多拿单去补，多拿单又意味着要用更短的时间去送餐，那么行驶速度必然要更快，危险性也就更大。
可即便如此，这些个资本平台也绝不会产生一丁点怜悯、同情，它们不会放过每一分压榨外卖员的机会，正如技术人员不断优化的系统算法，就是为了压榨外卖员而生的一样。
2018年6月，美团外卖做了一次系统调整，出现了一个“顾客期望到达时间”。
到底有没有超过，是由系统来判定，而这个判定标准是什么？没人知道。有些人超了两分钟判定他没超时，有些又判定超时了。
那天大量骑手超时了，一旦超时，这单挣不上也就算了，还可能扣你个几十块钱，甚至停号。一停号就是半天或者一天不能跑，把你拉去做线下培训。
要说那些程序员愿意如此吗？恐怕也是不愿意的，但不愿意也没办法，他们只能靠这个吃饭。
实际上，一切的背后还是资本平台张着血盆大口，张牙舞爪向着每一个被压榨之人。
如果此时外卖员单纯吐槽平台系统，其实是搞错了针对对象，没理清罪魁祸首，对解决外卖员的生存困境是帮助不大的。
但也确实如这位北大博士陈龙所讲：外卖企业的架构是一层一层往下加的，有区域经理、加盟商、站长等等，老板到底是谁，骑手已经找不着了。他们只能对着系统发泄。
在面对给予差评的消费者时，外卖员往往也会把消费者当做针对对象，而非背后的资本平台。
一个好评能加两块钱，一个差评扣10块，投诉扣200块，处罚的力度远远大于奖励的力度。有时候消费者给一个差评，骑手跑一单才8块，后还倒欠两块，那可能“噌”地一下，骑手情绪就上来了。
可实际上，大多数消费者是不了解平台对外卖员的惩罚规则的，他们仅仅是根据平台制定的规则去评价自己的体验。
此时我们应该看清，资本平台才是制定这些规则的幕后黑手，外卖员在商家处的取餐，外卖员给消费者的送餐都只是其中一环，终做出超时惩罚，差评惩罚的还是资本平台。
商家、消费者都只是和外卖员一样被压榨的对象，只不过程度有高有低。而获利的资本平台却恰恰越来越弱化自身的存在感，当矛盾冲突爆发时，原本应该资本平台负责任，现如今它倒躲在幕后做观望者、审判者了。
把原本和外卖员之间的劳资矛盾转移到外卖员和系统，外卖员和商家，外卖员和消费者之间，真不愧是坐收渔翁之利的一把好手！
外卖员之于平台，连一个编外员工都算不上，都是由外包公司来管理。
据悉，目前美团平台上的注册外卖员中接近 1000 万人，都不是美团的员工，而是属于外包的关系。只能给交 3 元 / 天的商业险，而这钱还要从外卖员自己的佣金里扣。
这简直就是吃人不吐骨头，资本平台任何一丁点保障都不用给，任何一丁点风险都不用担，合着外卖员就是自己管自己死活呗？还是只值一天3块钱的那种。
困在系统里的外卖员，在大资本面前弱小如蝼蚁。
外卖行业的兴起一定程度上给予了他们就业的机会，可从2018年的一单8块钱下跌到2021年的一单5块钱，从送一餐40分钟压缩到送一餐28分钟。
他们跑步送餐的速度永远赶不上收入下跌的速度，又永远在系统规划的路线时长不断压缩之中跑步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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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实话，我是很佩服这位北大博士的，如今很少有研究者愿意下苦功夫，真正融入外卖员群体去观察、去调研、去写作，更多的都是纸上谈兵的学者罢了。
当突然出现这么一位有一说一，实地调研的高学历研究者时，的确很令人欣喜，也非常值得鼓励和推广。
这不，前不久还有一位人社局劳动关系处王副处长也体验了一天外卖小哥的生活，累死累活送了5单赚了41元，晚上坐在街边感叹“我太委屈了”。
当然，王副处长也值得鼓励，不过和北大博士送外卖5个半月搞理论上的学术研究不同，王副处长深刻体验1天之后，要做的恐怕是实打实的，用多种方式去改善外卖小哥的生存困境，否则怎么对得起这一天的辛劳和人社局领导的名头呢？
从这位北大博士的论文和采访中，我们可以看到，他的主要研究方向其实就是平台如何通过大数据、算法对外卖员进行实际上的控（压）制（榨）。
2016年外卖行业刚兴起那会儿，各大资本平台为了圈人，纷纷打起价格战，给消费者补贴，给入驻商家补贴，给外卖员的送餐单价也不低，外卖从业者数量也没有如今那么庞大，那时拼的就是谁砸钱多。
随着饿了么吞并百度外卖，外卖行业两大巨头美团、饿了么也逐渐成型，并不断朝向垄断发展。
美团前不久刚因实施“二选一”等涉嫌垄断行为被市场监管总局立案调查，“二选一”即美团要求入驻商家与其签订承诺书，除了美团平台不得入驻其他平台，否则将面临违约金及后台被强制关闭的情况。
足以见得，一旦这些资本平台的圈人、圈流量运动完成，从前的送出去的羊毛将以百倍千倍的数量从商家、外卖员、消费者那里拿回来。
不断上涨的外卖费，不断下跌的送餐费；不断减少的补贴券，不断增多的罚款单……没人能逃脱被收割的下场，而此时难熬的就是外卖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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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价下降，只能依靠多送餐，多拿单去补，多拿单又意味着要用更短的时间去送餐，那么行驶速度必然要更快，危险性也就更大。
可即便如此，这些个资本平台也绝不会产生一丁点怜悯、同情，它们不会放过每一分压榨外卖员的机会，正如技术人员不断优化的系统算法，就是为了压榨外卖员而生的一样。
2018年6月，美团外卖做了一次系统调整，出现了一个“顾客期望到达时间”。
到底有没有超过，是由系统来判定，而这个判定标准是什么？没人知道。有些人超了两分钟判定他没超时，有些又判定超时了。
那天大量骑手超时了，一旦超时，这单挣不上也就算了，还可能扣你个几十块钱，甚至停号。一停号就是半天或者一天不能跑，把你拉去做线下培训。
要说那些程序员愿意如此吗？恐怕也是不愿意的，但不愿意也没办法，他们只能靠这个吃饭。
实际上，一切的背后还是资本平台张着血盆大口，张牙舞爪向着每一个被压榨之人。
如果此时外卖员单纯吐槽平台系统，其实是搞错了针对对象，没理清罪魁祸首，对解决外卖员的生存困境是帮助不大的。
但也确实如这位北大博士陈龙所讲：外卖企业的架构是一层一层往下加的，有区域经理、加盟商、站长等等，老板到底是谁，骑手已经找不着了。他们只能对着系统发泄。
在面对给予差评的消费者时，外卖员往往也会把消费者当做针对对象，而非背后的资本平台。
一个好评能加两块钱，一个差评扣10块，投诉扣200块，处罚的力度远远大于奖励的力度。有时候消费者给一个差评，骑手跑一单才8块，后还倒欠两块，那可能“噌”地一下，骑手情绪就上来了。
可实际上，大多数消费者是不了解平台对外卖员的惩罚规则的，他们仅仅是根据平台制定的规则去评价自己的体验。
此时我们应该看清，资本平台才是制定这些规则的幕后黑手，外卖员在商家处的取餐，外卖员给消费者的送餐都只是其中一环，终做出超时惩罚，差评惩罚的还是资本平台。
商家、消费者都只是和外卖员一样被压榨的对象，只不过程度有高有低。而获利的资本平台却恰恰越来越弱化自身的存在感，当矛盾冲突爆发时，原本应该资本平台负责任，现如今它倒躲在幕后做观望者、审判者了。
把原本和外卖员之间的劳资矛盾转移到外卖员和系统，外卖员和商家，外卖员和消费者之间，真不愧是坐收渔翁之利的一把好手！
外卖员之于平台，连一个编外员工都算不上，都是由外包公司来管理。
据悉，目前美团平台上的注册外卖员中接近 1000 万人，都不是美团的员工，而是属于外包的关系。只能给交 3 元 / 天的商业险，而这钱还要从外卖员自己的佣金里扣。
这简直就是吃人不吐骨头，资本平台任何一丁点保障都不用给，任何一丁点风险都不用担，合着外卖员就是自己管自己死活呗？还是只值一天3块钱的那种。
困在系统里的外卖员，在大资本面前弱小如蝼蚁。
外卖行业的兴起一定程度上给予了他们就业的机会，可从2018年的一单8块钱下跌到2021年的一单5块钱，从送一餐40分钟压缩到送一餐28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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