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云南国考招警面试时政热点经典作品诗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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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陈慧
卡尔维诺说：“经典作品是这样一些书，它们带着先前解释的气息走向我们，背后拖着它们经过文化或多种文化(或只是多种语言和风俗)时留下的足迹。”
先秦以降，《诗经》有着漫长而连贯的解释史，并随着历次文化转型而呈现出迥然殊异的面貌。不同的解释方式塑造了《诗经》的不同功能，也规定了各具特色的阅读路径——前人的解释相当于设置了通往经典世界的路标，让好学深思的后人有章可循，这正是“经典解释”的意义所在。然而，如此丰沛的解释也让《诗经》负载沉重的历史遗产，成为令普通人难窥堂奥的“专门之学”，在经典与读者之间树起了层层壁垒。由此带来的问题是：今天的我们需要怎样的《诗经》读法?如何面对重重叠叠的历代注解?
也就是说，在世界图景和价值取向都已发生根本转变的今天，应该怎样面对和处理《诗经》的解释传统?要回答这个问题，首先应从《诗经》解释史上的几次“范式转换”说起。宗周礼乐制度下的《诗经》主要发挥礼仪功能，在祭祀、朝聘、燕飨等场合都要歌《诗》、赋《诗》;礼崩乐坏、诸子蜂起之后，《诗经》往往被先秦诸子所称引，成为思想表达的佐证。随着汉代经学体系的建立，“孔子删《诗》”被确立为《诗经》学的崭新开端，《诗经》由此具备了庄严神圣的“立法诗”意义。正所谓“以三百五篇当谏书”，经学视野下的《诗经》解释强调其刺过讥失、以上化下的政治教化功能，成为王道兴废、政教得失的衡量标准。
理学兴起以后，宋儒一扫汉唐注疏的细密浩繁，以一种简洁明快的、更具普遍意义的方式来解释《诗经》。理学视野下的 《诗经》学废除《诗序》，摒除了针对王公贵族的具体政治寓意，着重凸显其中的“忠厚恻怛之心、陈善闭邪之意”，强调其温柔敦厚、止僻防邪的道德教化功能。既然宋代《诗经》学的用意是鉴于经学末流的僵化烦冗而思以变之，那么当理学自身也积弊累累之时，针对其解释方式的损益也就不可避免。明清的一些《诗经》解释致力淡化以往浓浓的说教意味，转而诉诸鲜活灵动的情感本身，以感性的态度彰显《诗经》的审美功能，肇开后世“文学鉴赏”的先河。
近代以来，随着古典学术系统的整体坍塌，一种去神圣的眼光黜退了《诗经》的经学属性，以剥皮般的手法将其“还原”为一部文学作品，从延绵厚重的解释史中剥离出来。讨论《诗经》的政教涵义和教化功能，时常会被视为不合时宜。在文学化、审美化的解释范式之下，《诗经》的《国风》部分意义被放大，被定义为极富“民间性”的上古歌谣总集;闺怨与泣诉、凄婉与幽愤的情感想象成了《诗经》的基调。
从古典到现代、从经学到文学，当《诗经》的地位和属性发生根本改变以后，是否还有可能接续古老的诗教传统?这涉及我们是否准确理解了《诗经》的教化功能。古典诗学本质上是一种“性情之学”，《毛诗序》所谓“诗者志之所之”规定了《诗经》学的基本作用乃是对心志的引导，引导的方向则是 “得其性情之正”。也就是说，《诗经》教化所要达致的根本目的，在于建立良善的心灵秩序，以实现美好的道德品性与君子人格的养成。就“反情冶性、尽材成德”的目的而言，汉儒与宋儒的追求是一致的。尽管古今之间的现实处境已全然不同，但对于中正平和的性情涵泳，依然是现代人的教育目标。在如何培养一个“好人”的意义上，古典诗教仍然有着自身优势，具备在当下复兴的契机与可能。
经典的产生固然有其历史语境，但经典的意义却有着超越具体时代的普遍性，《诗经》的教化功能正是通乎古今的普遍意义所在。回到《诗经》“读法”的问题，古典诗教与《诗经》的解释传统密不可分，我们必须充分认识到《诗经》作为一部伟大经典的特质所在，避免扁平、浮泛、庸俗的阅读方式，避免使之沦为一种廉价的“诗意”消费，而是沿着前贤埋设的路标循序渐进，以谦卑、严肃的态度体察《诗经》对性情的规约和训诫，这正是朱子《诗集传序》所谓“察之情性隐微之间，审之言行枢机之始”。对《诗经》的阅读应当努力贴近前人的高尚教诲，以校正和提升个人心志为目的，而不是将其拉低到俗伧的普通读物的水平，以消解《诗经》的原有功能为能事。
就这样一种阅读实践而言，黄德海先生的《诗经消息》可称范本。“消息”一词在中国传统语境中不仅有音信、讯息之意，还有时运盛衰与机关枢纽的意思;这一书名已经传达出穿透历史畛域与时间屏障的意图，力求找到重振《诗经》教化的关键。在这个《诗经》读本中，作者展示了对《诗经》学史的娴习和对历代经解的熟练征引，使得全书具备了谨严的学术品位和深厚的学养依托。然而材料的详实并不是本书大的特色——与讲求证据的现代学术要求不同，作者展现出当今难得一见的 “古典心性”，目的在于探究古今学问的嬗变及其意义，出发点乃是对古人的立场与用心的充分尊重。
正如作者所说：“要对古人建立一种基本的信任，相信他们‘既明且哲’，温柔敦厚。”这种虔诚敬慎的态度有助于我们排除现代人的虚骄傲慢，对《诗经》的精神内核有真正体认，古典诗教的价值也由此得以彰显。作者敏锐地指出：“近代以来，诗歌，甚至是任何文章，对人的训导几乎都已被悬为厉禁……可训导自身大概没那么容易被否弃。”这是由于“诗既为经，解诗寓含教化本是题中应有之义”。基于这样的反思，作者带领我们向着古典诗教的真谛进发，提醒我们把目光投向字面意思背后那丰富的“言外之义”，注重对性情的规谏和美德的培育。
尽管根植于《诗经》解释传统，但作者并非对浩瀚的历代注解予以简单照搬或复述，而是秉持以意逆志、察乎时变的态度，把古人的教诲与现代人切身的生活经验结合起来。作者在书中娓娓讲述了自己青少年时代的经历和阅读中外名著时的感受，通过追忆往事来引出对诗义的解读。这类日常生活图景使得作者的旁征博引具备了真实的质地与鲜明的色彩，充分发挥了“诗可以兴”的功能，引起读者的共鸣和亲近，让原本就来自于大地之上的诗篇再次实现了对具体生命的观照。古典诗教由此得以切合于今人的生存体验，获得有效的现代转化;或者反过来说，是将现代人的生活经验纳入到古典诗学的视域当中，用古人的智慧来指引当下的现实生活。《诗经》的精神价值随之“从很远的时代直接来到现在”，实现了古今之间的彼此相通，并“转变为日常的一部分，生长在人群之中”。
对于本书的写作缘起，作者自云“看到了《诗经》作为织体的内在纹理，古人的心力和精神景象有一部分涌现出来，我瞥见了无限辽阔的一角，内里无比忻喜”。正是这种深入到“情性隐微之间”的阅读，让作者与古人在心性和灵魂层面得以相逢。现在，作者把自己的读法巨细无遗地告诉了我们，要而言之，就是不要把前代的解释视为既往陈迹，应该虚心体察先贤对性情之正和德行之善的训导，同时对我们当下置身的现实世界保持密切关注，让《诗经》这一历久弥新的伟大经典继续发扬其真正价值。在“轻松的阅读时尚”所主导的时代，在拼命制造“诗和远方”的文化舆论中，想要弘扬古典诗教并达成现代转化并不容易。所幸黄德海先生和他的《诗经消息》已做出巨大努力。《诗经》的教化意义从未远去，只要我们能抛开偏见，正如本书题辞中引用《论语·子罕》所言：“未之思也，夫何远之有?”(陈慧)
作者：陈慧
卡尔维诺说：“经典作品是这样一些书，它们带着先前解释的气息走向我们，背后拖着它们经过文化或多种文化(或只是多种语言和风俗)时留下的足迹。”
先秦以降，《诗经》有着漫长而连贯的解释史，并随着历次文化转型而呈现出迥然殊异的面貌。不同的解释方式塑造了《诗经》的不同功能，也规定了各具特色的阅读路径——前人的解释相当于设置了通往经典世界的路标，让好学深思的后人有章可循，这正是“经典解释”的意义所在。然而，如此丰沛的解释也让《诗经》负载沉重的历史遗产，成为令普通人难窥堂奥的“专门之学”，在经典与读者之间树起了层层壁垒。由此带来的问题是：今天的我们需要怎样的《诗经》读法?如何面对重重叠叠的历代注解?
也就是说，在世界图景和价值取向都已发生根本转变的今天，应该怎样面对和处理《诗经》的解释传统?要回答这个问题，首先应从《诗经》解释史上的几次“范式转换”说起。宗周礼乐制度下的《诗经》主要发挥礼仪功能，在祭祀、朝聘、燕飨等场合都要歌《诗》、赋《诗》;礼崩乐坏、诸子蜂起之后，《诗经》往往被先秦诸子所称引，成为思想表达的佐证。随着汉代经学体系的建立，“孔子删《诗》”被确立为《诗经》学的崭新开端，《诗经》由此具备了庄严神圣的“立法诗”意义。正所谓“以三百五篇当谏书”，经学视野下的《诗经》解释强调其刺过讥失、以上化下的政治教化功能，成为王道兴废、政教得失的衡量标准。
理学兴起以后，宋儒一扫汉唐注疏的细密浩繁，以一种简洁明快的、更具普遍意义的方式来解释《诗经》。理学视野下的 《诗经》学废除《诗序》，摒除了针对王公贵族的具体政治寓意，着重凸显其中的“忠厚恻怛之心、陈善闭邪之意”，强调其温柔敦厚、止僻防邪的道德教化功能。既然宋代《诗经》学的用意是鉴于经学末流的僵化烦冗而思以变之，那么当理学自身也积弊累累之时，针对其解释方式的损益也就不可避免。明清的一些《诗经》解释致力淡化以往浓浓的说教意味，转而诉诸鲜活灵动的情感本身，以感性的态度彰显《诗经》的审美功能，肇开后世“文学鉴赏”的先河。
近代以来，随着古典学术系统的整体坍塌，一种去神圣的眼光黜退了《诗经》的经学属性，以剥皮般的手法将其“还原”为一部文学作品，从延绵厚重的解释史中剥离出来。讨论《诗经》的政教涵义和教化功能，时常会被视为不合时宜。在文学化、审美化的解释范式之下，《诗经》的《国风》部分意义被放大，被定义为极富“民间性”的上古歌谣总集;闺怨与泣诉、凄婉与幽愤的情感想象成了《诗经》的基调。
从古典到现代、从经学到文学，当《诗经》的地位和属性发生根本改变以后，是否还有可能接续古老的诗教传统?这涉及我们是否准确理解了《诗经》的教化功能。古典诗学本质上是一种“性情之学”，《毛诗序》所谓“诗者志之所之”规定了《诗经》学的基本作用乃是对心志的引导，引导的方向则是 “得其性情之正”。也就是说，《诗经》教化所要达致的根本目的，在于建立良善的心灵秩序，以实现美好的道德品性与君子人格的养成。就“反情冶性、尽材成德”的目的而言，汉儒与宋儒的追求是一致的。尽管古今之间的现实处境已全然不同，但对于中正平和的性情涵泳，依然是现代人的教育目标。在如何培养一个“好人”的意义上，古典诗教仍然有着自身优势，具备在当下复兴的契机与可能。
经典的产生固然有其历史语境，但经典的意义却有着超越具体时代的普遍性，《诗经》的教化功能正是通乎古今的普遍意义所在。回到《诗经》“读法”的问题，古典诗教与《诗经》的解释传统密不可分，我们必须充分认识到《诗经》作为一部伟大经典的特质所在，避免扁平、浮泛、庸俗的阅读方式，避免使之沦为一种廉价的“诗意”消费，而是沿着前贤埋设的路标循序渐进，以谦卑、严肃的态度体察《诗经》对性情的规约和训诫，这正是朱子《诗集传序》所谓“察之情性隐微之间，审之言行枢机之始”。对《诗经》的阅读应当努力贴近前人的高尚教诲，以校正和提升个人心志为目的，而不是将其拉低到俗伧的普通读物的水平，以消解《诗经》的原有功能为能事。
就这样一种阅读实践而言，黄德海先生的《诗经消息》可称范本。“消息”一词在中国传统语境中不仅有音信、讯息之意，还有时运盛衰与机关枢纽的意思;这一书名已经传达出穿透历史畛域与时间屏障的意图，力求找到重振《诗经》教化的关键。在这个《诗经》读本中，作者展示了对《诗经》学史的娴习和对历代经解的熟练征引，使得全书具备了谨严的学术品位和深厚的学养依托。然而材料的详实并不是本书大的特色——与讲求证据的现代学术要求不同，作者展现出当今难得一见的 “古典心性”，目的在于探究古今学问的嬗变及其意义，出发点乃是对古人的立场与用心的充分尊重。
正如作者所说：“要对古人建立一种基本的信任，相信他们‘既明且哲’，温柔敦厚。”这种虔诚敬慎的态度有助于我们排除现代人的虚骄傲慢，对《诗经》的精神内核有真正体认，古典诗教的价值也由此得以彰显。作者敏锐地指出：“近代以来，诗歌，甚至是任何文章，对人的训导几乎都已被悬为厉禁……可训导自身大概没那么容易被否弃。”这是由于“诗既为经，解诗寓含教化本是题中应有之义”。基于这样的反思，作者带领我们向着古典诗教的真谛进发，提醒我们把目光投向字面意思背后那丰富的“言外之义”，注重对性情的规谏和美德的培育。
尽管根植于《诗经》解释传统，但作者并非对浩瀚的历代注解予以简单照搬或复述，而是秉持以意逆志、察乎时变的态度，把古人的教诲与现代人切身的生活经验结合起来。作者在书中娓娓讲述了自己青少年时代的经历和阅读中外名著时的感受，通过追忆往事来引出对诗义的解读。这类日常生活图景使得作者的旁征博引具备了真实的质地与鲜明的色彩，充分发挥了“诗可以兴”的功能，引起读者的共鸣和亲近，让原本就来自于大地之上的诗篇再次实现了对具体生命的观照。古典诗教由此得以切合于今人的生存体验，获得有效的现代转化;或者反过来说，是将现代人的生活经验纳入到古典诗学的视域当中，用古人的智慧来指引当下的现实生活。《诗经》的精神价值随之“从很远的时代直接来到现在”，实现了古今之间的彼此相通，并“转变为日常的一部分，生长在人群之中”。
对于本书的写作缘起，作者自云“看到了《诗经》作为织体的内在纹理，古人的心力和精神景象有一部分涌现出来，我瞥见了无限辽阔的一角，内里无比忻喜”。正是这种深入到“情性隐微之间”的阅读，让作者与古人在心性和灵魂层面得以相逢。现在，作者把自己的读法巨细无遗地告诉了我们，要而言之，就是不要把前代的解释视为既往陈迹，应该虚心体察先贤对性情之正和德行之善的训导，同时对我们当下置身的现实世界保持密切关注，让《诗经》这一历久弥新的伟大经典继续发扬其真正价值。在“轻松的阅读时尚”所主导的时代，在拼命制造“诗和远方”的文化舆论中，想要弘扬古典诗教并达成现代转化并不容易。所幸黄德海先生和他的《诗经消息》已做出巨大努力。《诗经》的教化意义从未远去，只要我们能抛开偏见，正如本书题辞中引用《论语·子罕》所言：“未之思也，夫何远之有?”(陈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