钞票 袁大头 和 皇军的金票
中国自明代嘉靖朝进入白银时代以来，由于贸易经手者大多是日本商人，因此输入白银大多是银两。即使欧洲商人使用银元作交易货币，也会被日商熔铸成银块输入中国。这造成长久以来中国使用白银的习惯，并且在财务会计上一直用银两计量，直到1933年国民政府的“废两改元”。
在明清易代之际，正好日本实行锁国政策。于是，欧洲商人同中国开始直接贸易，以西班牙银元为主的银质硬币也就直接流进了中国。清朝康熙二十年（1681），江宁巡抚慕天颜建议开放海禁，他回忆道：“犹记顺治六七年间，彼时禁令未设，见市井贸易咸有外国货物，民间行使多以外国银钱。因而各省流行，所在皆有。自一禁海之后，而此等银钱绝迹，不见一文。”
几年后海禁解除，来自欧洲商人的美洲银元重新回到中国，使用区域从沿海逐渐扩大到东南，从江浙逐渐扩大到内地。每年四五百万元的输入量，也使得“洋钱盛行”在数量上成为可能。
从此，一个新的货币量词进入汉语体系，至今还在我们生活中发生作用，那就是“圆”——原本指的是一枚银币的形状，代指银币数量；后又写作“元”，或在方言中称作“块”。我们现在说的“几元钱”或“几块钱”，都是早来自对于银币的计数。
1.
明朝正德十二年（1517）秋天，两艘越洋巨舰经过屯门，昂然驶进广州城的珠江岸边。
当地官员大惊失色。倒不是他们少见多怪，广州自古就多番商贸易。只是，这些高鼻深目且打扮像中国地区的回民，却自称来自“佛郎机”的使者，他们闻所未闻。于是，地方上负责海岸保卫的按察司官员急忙通报两广总督陈金。
明代的粤督跟清朝不同，只理军务而不理民政，因此常年坐镇清剿流民的线肇庆。“佛郎机”即是“法兰克”的转音，是穆斯林商人对于欧洲的习称。
陈金是明朝中叶的酷吏，精明泼辣，在他的经验世界中，南洋诸国从未有过这个地名，因此怀疑不过是一群骗子在伪造名目。
何况，这些人的头目的名字都叫“加必丹”，这怎么可能呢？其实这不过是拉丁语“船长”的发音，但陈金又平添了一丝疑虑。
于是，在把情况上报朝廷时，他特别说明：“海南诸番国无所谓佛郎机者，又使者无本国文书，未可信”。
后来，这批使团中的商人留在广州，贸易结束后回国。而负有政治任务的使节则北上觐见明武宗正德帝。
据广州当地官员的记载，使团的命运是这样的：
“查《大明会典》并无此国入贡，具本参奏，朝廷许之，起送赴部。时武宗南巡，留会同馆者将一年。今上（指嘉靖帝）登极，以其不恭，将通事明正典刑，其人押回广东，驱之出境，去讫。”
这段整整五百年前发生的故事似乎在明清两代都没引起当时政治家及后世史学家的重视。在近代，虽然研究中西交通史的专家开始注意到这是欧洲人次进入中国内地，但仍没意识到，中国经济、贸易、金融的全球化历程，正是由此发端。
中国的货币制度，也由此时开始，得到了根本改变。
清代的国定币制一直被人诟病，认为太漫漶粗糙。“大数用银，小数用钱”，仅仅铸造辅币级的铜质硬币，而对主币级的白银不作任何规范。其实，这正是自1517年开始白银逐渐充沛的结果。
在这之前，宋元明三朝统治者都曾为币制和币值问题殚精竭虑。就今天看，白银作为主币是恰当的，尤其是银铜比例非常合宜，一两白银差不多折合一千枚（也就是一贯）制钱，计算兑换都很方便。
但是，在白银匮乏时代，并非如此。
作为贵金属，白银的首要功能是贮藏而并非流通，在白银匮乏的时代尤其如此。因此，从唐代开始，就以绢帛为主币。到宋朝，由于丝绸需大量进贡北方的少数民族政权，因此逐渐开始发行纸币。
这一政策被元明两代所继承，而事实上，两朝统治者都为此伤透脑筋。中国纸币制度真正成为国家行为是在南宋初年，此后四百年的纸币时代，其币值之稳定，大概只有宋孝宗一朝（1162—1189）能够实现。
其余时期，一旦时局动荡或者官员颟顸，纸币就会因准备金不足而大幅度贬值。
因此，葡萄牙及后来的西班牙商人的来华贸易，或者由日本商人主导的中转贸易，就有了划时代意义——给中国带来了源源不断的白银。
从明代正德嘉靖朝开始，要么是西葡商人，要么是这两国通过日本商人，将由拉丁美洲掠夺的白银大量输入中国，同时也将中国的土产输出欧洲。由此，中国的货币体系进入了长达四百年的白银时代。
因此，晚明的货币制度为怪异。一方面，甚至都废止了自己之前三令五申“不准用银”的禁令，要求各地把赋税都熔铸成标准重量的银块再上缴国库；另一方面，却还在发行纸币“大明宝钞”，全然不顾其已经贬值一万倍之巨。
根据史料记载，天启年间明熹宗赏赐其乳母客氏夫人，数额经常高达几十万贯。不明就里者会惊讶于皇帝的豪奢，但其实所赐者不过是纸币而已，折合白银，仅仅才几十两。
到底有多少美州白银流进中国？目前还缺乏完善可靠的统计。根据金融学家测算，晚明一百年，欧洲商人输入中国的白银总量就达三亿两。
美洲白银的注入，使得中国金融有了稳定的发行底盘，也使得中国历代政府至少在四百年时间内不必再去关心货币本位和金融政策。
也就是说，中国从晚明到清代中叶所享受的财政稳定和金融安全，有赖于全球化大潮的挹注，中国在全球贸易的先机中长久享有稳定富有的滋养。
当然，在财政暂时陷入困境的时候，当局总会不可避免地有想起发行纸币这个“绝招”。比如清朝咸丰三年（1853），太平军兵锋锐利，从武汉顺流而下，逐次攻破长江沿岸的名城。由于军饷骤然紧缺，咸丰帝决定发行不兑现纸币。
到该年底，皇帝正式发出“著即发行宝钞”的上谕，提出发行纸币的理由只是白银制钱运输不便，而并非库藏不足。
发行两种纸币，者相当于白银，称作“官票”，可以一两兑换制钱两千；小额者相当于铜钱，称作“宝钞”，可以二千兑换白银一两。官票、宝钞，民间也称为银票和钱钞，简称“钞票”。
现在我们称呼纸币为钞票，就来源于此。
咸丰一朝，恶政连连，以此次“币制改革”为。
发行不兑现纸币，思路不可不谓先进，但由于缺乏完善的准备金制度，发行第三年就开始贬值。
而且地方政府也纷纷抵制中央政策。有的省份拒绝发行纸币，比如湖南布政使就认为，“以尺幅之纸当银三两，其能用耶？”
有的省份则明确不允许百姓缴纳赋税搭用银票。这种地方政府拒绝中央政府发行的货币进入流通领域的措施，也可谓古今罕见。
咸丰纸币，发行了七年，以户部银票计，总额一千万两；进入同治朝，又回收了七年，但未回收者占发行量的三分之二。也就是说，起码账面数字上有六七百万两白银官票流散民间成了废纸。
这次恶政造成的严重的政治后果、社会后果和经济后果，使得之后起码七十年，民间对于不兑现纸币深恶痛绝，当然，中国当局也不敢再发行此类货币。
2.
1842年中英签署《江宁条约》后，进入上海、宁波、福州等通商五口的洋商惊喜地发现，中国东南沿海早就习惯使用银元，所以，至少在货币上，英商同中国百姓毫无隔阂。
上海开埠后的第四年，也就是1847年，丽如银行开业，这是早进入中国的欧洲银行。但是，我们必须知道的是，在此至少三百年前，来自欧洲的美洲白银就成为中国的通行货币；在此之前的两百年前，来自西班牙的欧洲银币就已经在中国广泛流通。
1914年民国政府颁行《国币条例》，然后铸造国有银币，即所谓的“袁大头”。而在这之前，中国人广泛使用外国货币，甚至用之缴纳钱粮，起码超过一百年。
中国的币制早就同世界金融体系融为一体，因此，因《江宁条约》而开埠的口岸租界中的外商银行反而无所事事，其业务来源是同洋行争抢后者兼营的汇票业务的份额。
外国银行在各口岸发行纸币也不顺利。中国商人跟洋商的交易，原本就使用银元，无需借助纸币来兑换银码。至于华商内部的交易，小数用制钱，大数用银元，更大数额用钱庄开出的庄票，更没有必要支付纸币。
所以，除了英国殖民地香港流通汇丰银行发行的港币外，其他中国的口岸城市，即便是租界内，外国银行的纸币也流通乏力。
可以这么说，真正对于区域经济有决定性影响的外资银行纸币，一就是汇丰银行在香港发行的港元，二就是朝鲜银行在中国东北发行的“金票”。
由于日本政府规定，朝鲜银行的“金票”是该国于“关东州租借地”（即旅大地区）和满铁沿线的无限法偿货币，因此，具有“法币”特性。由于“金票”无需现金准备，所以头寸调拨容易，比如，在一次大战白银升值期间，朝鲜银行就在东北收购了三千万银币，于大连熔铸成银块后运到欧洲出售。
当时的中国东北是东亚的地缘利益焦点，日本有朝鲜银行驻足其间，沙俄也有华俄道胜银行作为金融据点。
华俄道胜银行其名称为“华俄”者，名义上是中国和沙俄合资的银行。该银行设立于1895年底，当时中国政府正试图合纵连横，在东北结盟俄国以抵制日本越来越猖狂的入侵，因此与九个月后注资白银五百万两，并特许该银行能够在中国发行纸币。
这就是问题所在。汇丰银行、花旗银行在中国，只能发行银元券，而无权发行英镑、美元，华俄道胜银行却能发行俄国金卢布——这种被东北人称为“羌帖”的纸币，随着中东路的修筑，大量流散到商民手中。
一次大战爆发后，卢布陆续出现信用问题。先是停止兑现，于是以十倍计贬值；接着1917年二月革命爆发，沙皇卢布停用，华俄道胜银行于是发行克伦斯基卢布；接着临时政府被列宁推翻，在俄国国内所有旧卢布停用，华俄道胜银行却伙同中东路又发行两千万卢布，试图。
据1926年召开的中俄会议筹备处专门委员会的总核结果，我国各机关、各团体以及私人手中，共存有俄国纸币12.6亿卢布，其中绝大部分是华俄道胜银行发行的。当然，屡经贬值后实际损失没有面值那么大，但即使只是百分之一，中国商民团体的损失也要过千万银元了。
无独有偶，另一家中外合资银行——中法实业银行的滥发纸币也给中国商民造成了严重损失。
东方汇理银行，创办于1875年，总行在法国巴黎，主要业务范围是法国殖民地越南。其所发行的纸币俗称“西贡纸”，在中国境内的云南等地有流通。该银行于1913年同中国政府合作，举办中法实业银行，承办法国政府对中国的铁路借款和实业借款。1921年，中法银行出现巨额亏损，据其巴黎总行统计，竟然有五亿法郎之多。
所幸当时中国的华人金融界已经成熟稳健，既有丰富的业务经验，也有充沛的社会责任心。当一听到中法银行破产连带纸币停兑的消息，上海银行公会和北京银行公会立即磋商，该银行在全国发行的钞票应由当地华商银行公会代为兑现；没有银行公会的城市，则由中交二行代为兑现。代兑款项由财政部担保，在应付中法实业银行的款项中扣除。
财政部同意上述决定。
据统计，中法实业银行尚在外流通纸币二百余万元，主要在京津沪三地，由二十九家华资银行分担兑付现金。
这是华商金融界次携手拯救同业危机，非但维持了本国的金融信用，避免随之而来可能引发的金融危机，而且还是对当时北洋政府滥予纸币发行权的一种严厉的警告。
自此之后，中国华商银行界的信用日益卓著。而且，当时中国人的在业务上的严谨和道德上的自律，于金融业中已经表现无遗。比如，当时华商银行在东亚金融中心上海发行纸币，其准备金多寡以及是否符合国际通例，必须有独立会计师的核准以及公开报告。因此，无论基于越来越蓬勃的爱国热情，还是越来越稳固的金融信心，全国商民对于华资银行的纸币愈加信任。
当然，外商银行的纸币发行量，也就逐年下跌了。以上海为例，到1931年，汇丰、花旗、麦加利（渣打）等银行所有纸币发行量，仅相当于总发行量的2%——事实上，这个数字还在每年以五六十万元的幅度稳步下跌。外资银行的纸币地位，在中国已经微不足道了，“在沪市的授受，难得一见”。
客观来说，外资银行的纸币衰落，还有业务原因。国际汇兑是外国银行的在华主业，当华商银行纸币的信用日益巩固，外资银行的发行业务就一定会收缩。当时中国还是“两元并行”时代，计数用银两，支付用银元。
外资银行既以汇兑问为主业，必然储备银两；但若发行纸币，准备金又一定要银元。这就是说，外资银行如果要发行钞票，必须有双重准备金以业务发行并举，此固非必须，更非有利。
所以，进入三十年代后，外资银行发行的纸币，基本上就在除香港外的中国大地上绝迹了。
3.
北洋政府时期，或者地说是1933年以前，中国的法定货币是什么？只要稍微熟悉金融史的朋友，肯定会这样回答：法定货币是“袁大头”。
1914年初，袁世凯以大总统令形式公布了《国币条例》及《国币条例施行细则》，主要内容是规定钱币的铸造发行权归民国政府所有，原先的各个官局所铸造发行的一元银币，由民国政府兑换并改铸。
国币的主币是一元银币，含纯银六钱四分八厘；材质是“银八九、铜一一”，即银占89%，铜占11%；一枚成品银元的重量是七钱二分。标准的一元国币，正面镌袁世凯侧面头像及发行年号，背面铸嘉禾纹饰与币值，因此民间一般称之为“袁头”或“袁大头”。
也就是说，中央政府采用银本位制，发行一元银币为国币，“国币之铸造权，专属于政府”，“凡公款出入必须用国币”，以实行币制统一。因此，就法律而言，“袁大头”既是中国的货币，更是法定货币，这大概是没有问题的。然而，事实上，在中国，包括“袁大头”在内的任何银元，都没有取得过货币的地位。
在1933年前的二十余年间，民国的真正货币是银两——没错，也就是白银。
众所周知，明清五六百年，中国的币制一直是银铜复本位制，也就是，政府以铜铸币，但并不禁止白银作为货币流通。
到清朝嘉庆年间，随着海外贸易的发达，东南沿海地区已经通行由洋商大规模输入的墨西哥或西班牙银币，其中以前者出品的“鹰洋”为。
到了道光年间，清廷面对已经普遍化的银元市场，面临两个选择：要么废止禁绝银币流通，将其全部熔铸为银条；要么索性由认可银元的合法性，乃自铸银币。道光帝为人谨小慎微，一方面认为祖宗成法不可变，另一方面对经济金融活动也贯彻了中国自古以来的政府不干涉主义。因此，在朝廷进行严肃的讨论以后，此事却不了了之了。
当然，民间自有应对之道。
同洋人贸易，洋货上岸，洋钱进账，记账单位当然也应该是银元而非银两。然而，上海开埠以后，中国商人普遍信任的西班牙银元越来越缺乏，因此，尤其是上海行商，纷纷拒绝再以银元为记账单位，而回到嘉庆、道光时期的惯例，使用南市饼豆商中通行的“九八规元”为记账单位。
九八规元的算法，以银元宝一枚之重量，加升水，以九八除之，所得之数即为规元。如重五十两之现银，加升水二两七钱，合为五十二两七钱，以九八除之，所得之数，即为规元五十三两七钱八分。
由此，规元之成色，约当为91.6666%，惟系虚银（记账单位），而非现场交割的实银。十九世纪五十年代开始，规元，为当时上海通用记账之虚银两，无论华洋交易，以及汇兑行市，均以此为计算之标准。
为迎合中国的这一特殊的记账方式，有些外资银行甚至发行过以规元为标准的“银两票”，以应付行市的需要。当然，各大外资银行发行多的纸币，并不是银两票，而是银元兑换券，以应付民间的小额交易。但大宗货物结算，采用的计数结账单位，依然是以九八规元为规则的虚银两。
辛亥革命以后，中国本土的民营银行纷纷成立，其经营模式同外资银行差不多，也是发行银元票，而结算用银两。
因此，金融史上一般称清末民初的币制为“两元并行”，并不正确。
按照法律层面，无论清政府1910年颁布的《币制则例》，还是袁政府1914年颁布的《国币条例》，都以银币为主币，银两已经没有地位；按照流通层面，市面上大规模的现金交易都是以银元为主要手段，而小额交易则是以银行发行的银元券为媒介，银两已经没有市场地位；但是按照事实层面，无论市面上流通现洋还是钞票，其基本记账单位依然是银两，“九八规元”还是有着十足的事实地位和契约保障。
所以，无论清末、北洋还是国民党统治初期，中国就在这种极为混乱和古怪的币制结构中，缓慢发展，没有前景，没有目标，没有希望。
不过，以银两为记账而通行银元，倒是在十九世纪六七十年代开始，就催生了“洋厘”行市。所谓“洋厘”，是银元折合银两的市价。由于银两只是虚银记账单位，因此洋厘的上下，全凭市面上银元是否充裕。
简而言之，银元充裕时，洋厘就低。银元缺乏时，洋厘就高。许多钱庄正是通过追涨杀跌或买高走低来进行洋厘投机，同时也使得金融市场更加活泼，或者说更加混乱。
对这种局面，有识之士是啼笑皆非的。当时，“南三行”中浙江兴业银行监察人徐沧水作为一名经济学家，在《银行周报》屡屡发文，感慨世界各国货币很少有像中国这样，竟然每天都有市价，还有洋厘浮动。
他也指出，洋厘为银元对银两的比价，这一比价以银两为标准，所以银两固定，而银元每天都有市价（即洋厘浮动）。因此，事实上，民国成立已经二十年，国币规定也近二十年，但银两一直是事实上的货币，而银币一直是事实上的商品。
说来说去，无非是“废两改元”。当然，此时银两已经六七十年退出流通领域了，现在不过是记账单位，要废除，是不是很容易？
并非如此。
自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各发达国家纷纷趋向金本位制，导致金贵银贱形成一种稳定而长久的趋向。而中国非但坚持银本位制，而且还以银两计数。也就是说，任何白银的输入，在中国即刻可以成为货币，而没必要再经过铸币这一手续。
如此，大大刺激了投机商将欧洲的巨额存银运入中国，使得中国在二十年代末有效货币需求扩大，信用扩张，通货充裕，利率水平下降。
当时国民党刚刚统一中国，恰好享受到了这一波世界金融红利。于是，国民政府财政部长兼央行总裁宋子文上任之初信誓旦旦要求“废两改元”，至此又延宕了下来。而此时，银本位制越来越不适应时局和大局的需求。法币时代，即将开始。
4.
“皇军金票大大地有！”
——在抗战题材的影视剧中，我们经常会听到这样的台词，从梳着油光锃亮的中分头、戴着小圆墨镜、穿着黑色香云纱褂子的汉奸嘴里说出，以诱降坚贞不屈的抗日志士，还配上一副贱兮兮的笑容。
这句话的字面意思很清楚，那就是“日军有钱有势，跟着他们有肉吃”。但是，为什么要把钞票说成特定的“金票”呢？一般的解释是：因1929年前日本为金本位制，故称其纸币为金票。
但这显然说不通。日元在中国并没有大规模地落地流通过，普通百姓又怎能接触得到？而且，1929年之前的“金票”，这一名称为什么1937年后还在流传？因此，金票并非是指日元纸币。
1937年“八一三”事变后，日军全面侵华，但准备并不充分，比如在金融上就缺乏行之有效的战略部署。仓促之间，日军竟然将国内的日元投放到中国占领区，作为战时纸币使用。
日元纸币的发行准备金，对应的是其国内的经济总量和吞吐需求，如果放到正在血战中的中国来使用，无疑是以一勺盐倒入一缸水，会瞬间稀释，而使其迅速贬值。而且，当时的国民政府的财金部门在孔祥熙的杰出领导下，以充沛的储备、流畅的海外换汇和坚强的人才班底，同日军展开了没有硝烟却更为重要的金融战争。
其结果是，原来日元同中国法币的比值是60:100，没几天就成了同价兑换。也就是说，日元贬值高达三四成以上。
日军只能另换高招，在沦陷区发行军票——“手票”。军票没有准备金，没有本位币和本位体系，可以无限度发行，以侵华日军的信用作保证——当然，这种以作后盾的纸币，沦陷区人民只能使用。
所以，军票的推行倒是非常顺利。但问题是，军票本身不是日本中央银行发行的法定货币，因此其既没法兑换，更无法兑换法币。也就是说，军票的流通功能仅限于沦陷区内部，并不能同未被占领的中国大后方贸易，也不能进出口货物。
这情况，要到汪伪政府成立后发行所谓的“中储券”，情况才稍有好转，日军占领当局整理货币、整顿金融，也有了抓手和依据。不过，此时距离日本军国主义的彻底失败，也为时不远了。
军票和中储券，都算不上“金票”，日元在沦陷区又流通了没几天。因此，我们可以说，将日本发行的纸币称作“金票”，是远在抗战之前的事儿了。
二十世纪初，日本国内形成“三行鼎立”的国有金融架构。日本银行是央行职能，负责全面的监控和调控，以及国定纸币的发行；日本兴业银行是专注于实业投资的特种银行；横滨正金银行是专注于交换的特种银行。因此，这三大行中，只有横滨正金银行在中国设有分支机构，发行可兑换纸币银元券。
日本还在其两大殖民地设立朝鲜银行和台湾银行，除了于注册地开展类似央行的业务外，还分别对中国进行金融辐射：朝鲜银行经略东北，台湾银行经略苏沪浙闽。
由于苏沪浙闽有着东亚金融中心上海，上海有着强大的外资金融机构，使得台湾银行在其间发展乏力，纸币发行无人认可。朝鲜银行就不同了，在东北的业务占总业务量的六成以上，深得东三省普通百姓的信任。
朝鲜银行发行的纸币非常特殊，于1917年就实行虚金本位制。也就是说，其发行准备并非金币，而是能够兑换金币的日元。换句话说，其本位币是金本位制的日元。因此，朝鲜银行的纸币，在二十年代初开始，就被东北人称作“金票”，这名称后来也传到了大江南北。
所以，二三十年代的中国人，提及日本钞票，就会想起“金票”，说的不是日元，而指的是“朝鲜银行券”。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军占领当局认为有必要对整个东北进行货币整理和金融整顿。首先当然是在原先东北四大官有银号的基础上，成立央行性质的“满洲中央银行”，并“纳入日元金融圈”，同日元进行汇率联系，以1:1的比值发行纸币“满洲国圆”。然后，以此纸币来收兑整个东北杂乱无章的几十种货币。
设立中央银行并统一币制，收回旧币，并发行不可兑现的法定纸币后，就是整合金融系统了。
伪满央行成立后，不肯“臣服”的，倒是属于同一系统的朝鲜银行。该银行在东北树大根深，信用良好，其发行的“金票”从二十年代开始，就纸币的金融地位和经济地位而言，远胜于华俄道胜银行发行的“羌帖”和奉系官办银号发行的“官帖”，更胜于中国的中交两行在哈尔滨发行的“哈大洋”。
换句话说，无论是张作霖时代还是关东军时代，“金票”在事实上已经成为全东北的法定货币。因此，朝鲜银行根本不愿意让这种纸币退出流通领域。
然而，日本自世纪初，就坚持单一货币和金融管制，不能容忍辖区内还有权力和势力超过央行的金融机构。于是，占领当局索性釜底抽薪，作出了重大决策：肢解朝鲜银行。
早在1933年3月，伪满政府公布《满洲国民经济建设纲要》规定：“为谋工商业之发达，应设特殊金融机关，特准发行有奖债券，籍以供应长期低利之资金”。1936年伪政府秉承日本统治者实施《重要产业五年计划纲要》的旨意，于同年12月3日公布了《满洲兴业银行法》。
据此，于1937年1月1日，将朝鲜银行的东北分支机构从总行剥离，再并入以大连为基地的两家日资银行满洲银行、正隆银行，成立“满洲兴业银行”，总行设在伪满首都新京（长春）。也就是说，要到1937年初，朝鲜银行才于东北消失，其发行的“金票”虽然慢慢被“满洲国圆”所收兑。
但作为名声大的日本国有金融体系发行的纸币，“金票”这一名称算是传了下来，并作为日本货币的代称，印入了历史，印入了文艺作品，印入了我们的记忆。
在明清易代之际，正好日本实行锁国政策。于是，欧洲商人同中国开始直接贸易，以西班牙银元为主的银质硬币也就直接流进了中国。清朝康熙二十年（1681），江宁巡抚慕天颜建议开放海禁，他回忆道：“犹记顺治六七年间，彼时禁令未设，见市井贸易咸有外国货物，民间行使多以外国银钱。因而各省流行，所在皆有。自一禁海之后，而此等银钱绝迹，不见一文。”
几年后海禁解除，来自欧洲商人的美洲银元重新回到中国，使用区域从沿海逐渐扩大到东南，从江浙逐渐扩大到内地。每年四五百万元的输入量，也使得“洋钱盛行”在数量上成为可能。
从此，一个新的货币量词进入汉语体系，至今还在我们生活中发生作用，那就是“圆”——原本指的是一枚银币的形状，代指银币数量；后又写作“元”，或在方言中称作“块”。我们现在说的“几元钱”或“几块钱”，都是早来自对于银币的计数。
1.
明朝正德十二年（1517）秋天，两艘越洋巨舰经过屯门，昂然驶进广州城的珠江岸边。
当地官员大惊失色。倒不是他们少见多怪，广州自古就多番商贸易。只是，这些高鼻深目且打扮像中国地区的回民，却自称来自“佛郎机”的使者，他们闻所未闻。于是，地方上负责海岸保卫的按察司官员急忙通报两广总督陈金。
明代的粤督跟清朝不同，只理军务而不理民政，因此常年坐镇清剿流民的线肇庆。“佛郎机”即是“法兰克”的转音，是穆斯林商人对于欧洲的习称。
陈金是明朝中叶的酷吏，精明泼辣，在他的经验世界中，南洋诸国从未有过这个地名，因此怀疑不过是一群骗子在伪造名目。
何况，这些人的头目的名字都叫“加必丹”，这怎么可能呢？其实这不过是拉丁语“船长”的发音，但陈金又平添了一丝疑虑。
于是，在把情况上报朝廷时，他特别说明：“海南诸番国无所谓佛郎机者，又使者无本国文书，未可信”。
后来，这批使团中的商人留在广州，贸易结束后回国。而负有政治任务的使节则北上觐见明武宗正德帝。
据广州当地官员的记载，使团的命运是这样的：
“查《大明会典》并无此国入贡，具本参奏，朝廷许之，起送赴部。时武宗南巡，留会同馆者将一年。今上（指嘉靖帝）登极，以其不恭，将通事明正典刑，其人押回广东，驱之出境，去讫。”
这段整整五百年前发生的故事似乎在明清两代都没引起当时政治家及后世史学家的重视。在近代，虽然研究中西交通史的专家开始注意到这是欧洲人次进入中国内地，但仍没意识到，中国经济、贸易、金融的全球化历程，正是由此发端。
中国的货币制度，也由此时开始，得到了根本改变。
清代的国定币制一直被人诟病，认为太漫漶粗糙。“大数用银，小数用钱”，仅仅铸造辅币级的铜质硬币，而对主币级的白银不作任何规范。其实，这正是自1517年开始白银逐渐充沛的结果。
在这之前，宋元明三朝统治者都曾为币制和币值问题殚精竭虑。就今天看，白银作为主币是恰当的，尤其是银铜比例非常合宜，一两白银差不多折合一千枚（也就是一贯）制钱，计算兑换都很方便。
但是，在白银匮乏时代，并非如此。
作为贵金属，白银的首要功能是贮藏而并非流通，在白银匮乏的时代尤其如此。因此，从唐代开始，就以绢帛为主币。到宋朝，由于丝绸需大量进贡北方的少数民族政权，因此逐渐开始发行纸币。
这一政策被元明两代所继承，而事实上，两朝统治者都为此伤透脑筋。中国纸币制度真正成为国家行为是在南宋初年，此后四百年的纸币时代，其币值之稳定，大概只有宋孝宗一朝（1162—1189）能够实现。
其余时期，一旦时局动荡或者官员颟顸，纸币就会因准备金不足而大幅度贬值。
因此，葡萄牙及后来的西班牙商人的来华贸易，或者由日本商人主导的中转贸易，就有了划时代意义——给中国带来了源源不断的白银。
从明代正德嘉靖朝开始，要么是西葡商人，要么是这两国通过日本商人，将由拉丁美洲掠夺的白银大量输入中国，同时也将中国的土产输出欧洲。由此，中国的货币体系进入了长达四百年的白银时代。
因此，晚明的货币制度为怪异。一方面，甚至都废止了自己之前三令五申“不准用银”的禁令，要求各地把赋税都熔铸成标准重量的银块再上缴国库；另一方面，却还在发行纸币“大明宝钞”，全然不顾其已经贬值一万倍之巨。
根据史料记载，天启年间明熹宗赏赐其乳母客氏夫人，数额经常高达几十万贯。不明就里者会惊讶于皇帝的豪奢，但其实所赐者不过是纸币而已，折合白银，仅仅才几十两。
到底有多少美州白银流进中国？目前还缺乏完善可靠的统计。根据金融学家测算，晚明一百年，欧洲商人输入中国的白银总量就达三亿两。
美洲白银的注入，使得中国金融有了稳定的发行底盘，也使得中国历代政府至少在四百年时间内不必再去关心货币本位和金融政策。
也就是说，中国从晚明到清代中叶所享受的财政稳定和金融安全，有赖于全球化大潮的挹注，中国在全球贸易的先机中长久享有稳定富有的滋养。
当然，在财政暂时陷入困境的时候，当局总会不可避免地有想起发行纸币这个“绝招”。比如清朝咸丰三年（1853），太平军兵锋锐利，从武汉顺流而下，逐次攻破长江沿岸的名城。由于军饷骤然紧缺，咸丰帝决定发行不兑现纸币。
到该年底，皇帝正式发出“著即发行宝钞”的上谕，提出发行纸币的理由只是白银制钱运输不便，而并非库藏不足。
发行两种纸币，者相当于白银，称作“官票”，可以一两兑换制钱两千；小额者相当于铜钱，称作“宝钞”，可以二千兑换白银一两。官票、宝钞，民间也称为银票和钱钞，简称“钞票”。
现在我们称呼纸币为钞票，就来源于此。
咸丰一朝，恶政连连，以此次“币制改革”为。
发行不兑现纸币，思路不可不谓先进，但由于缺乏完善的准备金制度，发行第三年就开始贬值。
而且地方政府也纷纷抵制中央政策。有的省份拒绝发行纸币，比如湖南布政使就认为，“以尺幅之纸当银三两，其能用耶？”
有的省份则明确不允许百姓缴纳赋税搭用银票。这种地方政府拒绝中央政府发行的货币进入流通领域的措施，也可谓古今罕见。
咸丰纸币，发行了七年，以户部银票计，总额一千万两；进入同治朝，又回收了七年，但未回收者占发行量的三分之二。也就是说，起码账面数字上有六七百万两白银官票流散民间成了废纸。
这次恶政造成的严重的政治后果、社会后果和经济后果，使得之后起码七十年，民间对于不兑现纸币深恶痛绝，当然，中国当局也不敢再发行此类货币。
2.
1842年中英签署《江宁条约》后，进入上海、宁波、福州等通商五口的洋商惊喜地发现，中国东南沿海早就习惯使用银元，所以，至少在货币上，英商同中国百姓毫无隔阂。
上海开埠后的第四年，也就是1847年，丽如银行开业，这是早进入中国的欧洲银行。但是，我们必须知道的是，在此至少三百年前，来自欧洲的美洲白银就成为中国的通行货币；在此之前的两百年前，来自西班牙的欧洲银币就已经在中国广泛流通。
1914年民国政府颁行《国币条例》，然后铸造国有银币，即所谓的“袁大头”。而在这之前，中国人广泛使用外国货币，甚至用之缴纳钱粮，起码超过一百年。
中国的币制早就同世界金融体系融为一体，因此，因《江宁条约》而开埠的口岸租界中的外商银行反而无所事事，其业务来源是同洋行争抢后者兼营的汇票业务的份额。
外国银行在各口岸发行纸币也不顺利。中国商人跟洋商的交易，原本就使用银元，无需借助纸币来兑换银码。至于华商内部的交易，小数用制钱，大数用银元，更大数额用钱庄开出的庄票，更没有必要支付纸币。
所以，除了英国殖民地香港流通汇丰银行发行的港币外，其他中国的口岸城市，即便是租界内，外国银行的纸币也流通乏力。
可以这么说，真正对于区域经济有决定性影响的外资银行纸币，一就是汇丰银行在香港发行的港元，二就是朝鲜银行在中国东北发行的“金票”。
由于日本政府规定，朝鲜银行的“金票”是该国于“关东州租借地”（即旅大地区）和满铁沿线的无限法偿货币，因此，具有“法币”特性。由于“金票”无需现金准备，所以头寸调拨容易，比如，在一次大战白银升值期间，朝鲜银行就在东北收购了三千万银币，于大连熔铸成银块后运到欧洲出售。
当时的中国东北是东亚的地缘利益焦点，日本有朝鲜银行驻足其间，沙俄也有华俄道胜银行作为金融据点。
华俄道胜银行其名称为“华俄”者，名义上是中国和沙俄合资的银行。该银行设立于1895年底，当时中国政府正试图合纵连横，在东北结盟俄国以抵制日本越来越猖狂的入侵，因此与九个月后注资白银五百万两，并特许该银行能够在中国发行纸币。
这就是问题所在。汇丰银行、花旗银行在中国，只能发行银元券，而无权发行英镑、美元，华俄道胜银行却能发行俄国金卢布——这种被东北人称为“羌帖”的纸币，随着中东路的修筑，大量流散到商民手中。
一次大战爆发后，卢布陆续出现信用问题。先是停止兑现，于是以十倍计贬值；接着1917年二月革命爆发，沙皇卢布停用，华俄道胜银行于是发行克伦斯基卢布；接着临时政府被列宁推翻，在俄国国内所有旧卢布停用，华俄道胜银行却伙同中东路又发行两千万卢布，试图。
据1926年召开的中俄会议筹备处专门委员会的总核结果，我国各机关、各团体以及私人手中，共存有俄国纸币12.6亿卢布，其中绝大部分是华俄道胜银行发行的。当然，屡经贬值后实际损失没有面值那么大，但即使只是百分之一，中国商民团体的损失也要过千万银元了。
无独有偶，另一家中外合资银行——中法实业银行的滥发纸币也给中国商民造成了严重损失。
东方汇理银行，创办于1875年，总行在法国巴黎，主要业务范围是法国殖民地越南。其所发行的纸币俗称“西贡纸”，在中国境内的云南等地有流通。该银行于1913年同中国政府合作，举办中法实业银行，承办法国政府对中国的铁路借款和实业借款。1921年，中法银行出现巨额亏损，据其巴黎总行统计，竟然有五亿法郎之多。
所幸当时中国的华人金融界已经成熟稳健，既有丰富的业务经验，也有充沛的社会责任心。当一听到中法银行破产连带纸币停兑的消息，上海银行公会和北京银行公会立即磋商，该银行在全国发行的钞票应由当地华商银行公会代为兑现；没有银行公会的城市，则由中交二行代为兑现。代兑款项由财政部担保，在应付中法实业银行的款项中扣除。
财政部同意上述决定。
据统计，中法实业银行尚在外流通纸币二百余万元，主要在京津沪三地，由二十九家华资银行分担兑付现金。
这是华商金融界次携手拯救同业危机，非但维持了本国的金融信用，避免随之而来可能引发的金融危机，而且还是对当时北洋政府滥予纸币发行权的一种严厉的警告。
自此之后，中国华商银行界的信用日益卓著。而且，当时中国人的在业务上的严谨和道德上的自律，于金融业中已经表现无遗。比如，当时华商银行在东亚金融中心上海发行纸币，其准备金多寡以及是否符合国际通例，必须有独立会计师的核准以及公开报告。因此，无论基于越来越蓬勃的爱国热情，还是越来越稳固的金融信心，全国商民对于华资银行的纸币愈加信任。
当然，外商银行的纸币发行量，也就逐年下跌了。以上海为例，到1931年，汇丰、花旗、麦加利（渣打）等银行所有纸币发行量，仅相当于总发行量的2%——事实上，这个数字还在每年以五六十万元的幅度稳步下跌。外资银行的纸币地位，在中国已经微不足道了，“在沪市的授受，难得一见”。
客观来说，外资银行的纸币衰落，还有业务原因。国际汇兑是外国银行的在华主业，当华商银行纸币的信用日益巩固，外资银行的发行业务就一定会收缩。当时中国还是“两元并行”时代，计数用银两，支付用银元。
外资银行既以汇兑问为主业，必然储备银两；但若发行纸币，准备金又一定要银元。这就是说，外资银行如果要发行钞票，必须有双重准备金以业务发行并举，此固非必须，更非有利。
所以，进入三十年代后，外资银行发行的纸币，基本上就在除香港外的中国大地上绝迹了。
3.
北洋政府时期，或者地说是1933年以前，中国的法定货币是什么？只要稍微熟悉金融史的朋友，肯定会这样回答：法定货币是“袁大头”。
1914年初，袁世凯以大总统令形式公布了《国币条例》及《国币条例施行细则》，主要内容是规定钱币的铸造发行权归民国政府所有，原先的各个官局所铸造发行的一元银币，由民国政府兑换并改铸。
国币的主币是一元银币，含纯银六钱四分八厘；材质是“银八九、铜一一”，即银占89%，铜占11%；一枚成品银元的重量是七钱二分。标准的一元国币，正面镌袁世凯侧面头像及发行年号，背面铸嘉禾纹饰与币值，因此民间一般称之为“袁头”或“袁大头”。
也就是说，中央政府采用银本位制，发行一元银币为国币，“国币之铸造权，专属于政府”，“凡公款出入必须用国币”，以实行币制统一。因此，就法律而言，“袁大头”既是中国的货币，更是法定货币，这大概是没有问题的。然而，事实上，在中国，包括“袁大头”在内的任何银元，都没有取得过货币的地位。
在1933年前的二十余年间，民国的真正货币是银两——没错，也就是白银。
众所周知，明清五六百年，中国的币制一直是银铜复本位制，也就是，政府以铜铸币，但并不禁止白银作为货币流通。
到清朝嘉庆年间，随着海外贸易的发达，东南沿海地区已经通行由洋商大规模输入的墨西哥或西班牙银币，其中以前者出品的“鹰洋”为。
到了道光年间，清廷面对已经普遍化的银元市场，面临两个选择：要么废止禁绝银币流通，将其全部熔铸为银条；要么索性由认可银元的合法性，乃自铸银币。道光帝为人谨小慎微，一方面认为祖宗成法不可变，另一方面对经济金融活动也贯彻了中国自古以来的政府不干涉主义。因此，在朝廷进行严肃的讨论以后，此事却不了了之了。
当然，民间自有应对之道。
同洋人贸易，洋货上岸，洋钱进账，记账单位当然也应该是银元而非银两。然而，上海开埠以后，中国商人普遍信任的西班牙银元越来越缺乏，因此，尤其是上海行商，纷纷拒绝再以银元为记账单位，而回到嘉庆、道光时期的惯例，使用南市饼豆商中通行的“九八规元”为记账单位。
九八规元的算法，以银元宝一枚之重量，加升水，以九八除之，所得之数即为规元。如重五十两之现银，加升水二两七钱，合为五十二两七钱，以九八除之，所得之数，即为规元五十三两七钱八分。
由此，规元之成色，约当为91.6666%，惟系虚银（记账单位），而非现场交割的实银。十九世纪五十年代开始，规元，为当时上海通用记账之虚银两，无论华洋交易，以及汇兑行市，均以此为计算之标准。
为迎合中国的这一特殊的记账方式，有些外资银行甚至发行过以规元为标准的“银两票”，以应付行市的需要。当然，各大外资银行发行多的纸币，并不是银两票，而是银元兑换券，以应付民间的小额交易。但大宗货物结算，采用的计数结账单位，依然是以九八规元为规则的虚银两。
辛亥革命以后，中国本土的民营银行纷纷成立，其经营模式同外资银行差不多，也是发行银元票，而结算用银两。
因此，金融史上一般称清末民初的币制为“两元并行”，并不正确。
按照法律层面，无论清政府1910年颁布的《币制则例》，还是袁政府1914年颁布的《国币条例》，都以银币为主币，银两已经没有地位；按照流通层面，市面上大规模的现金交易都是以银元为主要手段，而小额交易则是以银行发行的银元券为媒介，银两已经没有市场地位；但是按照事实层面，无论市面上流通现洋还是钞票，其基本记账单位依然是银两，“九八规元”还是有着十足的事实地位和契约保障。
所以，无论清末、北洋还是国民党统治初期，中国就在这种极为混乱和古怪的币制结构中，缓慢发展，没有前景，没有目标，没有希望。
不过，以银两为记账而通行银元，倒是在十九世纪六七十年代开始，就催生了“洋厘”行市。所谓“洋厘”，是银元折合银两的市价。由于银两只是虚银记账单位，因此洋厘的上下，全凭市面上银元是否充裕。
简而言之，银元充裕时，洋厘就低。银元缺乏时，洋厘就高。许多钱庄正是通过追涨杀跌或买高走低来进行洋厘投机，同时也使得金融市场更加活泼，或者说更加混乱。
对这种局面，有识之士是啼笑皆非的。当时，“南三行”中浙江兴业银行监察人徐沧水作为一名经济学家，在《银行周报》屡屡发文，感慨世界各国货币很少有像中国这样，竟然每天都有市价，还有洋厘浮动。
他也指出，洋厘为银元对银两的比价，这一比价以银两为标准，所以银两固定，而银元每天都有市价（即洋厘浮动）。因此，事实上，民国成立已经二十年，国币规定也近二十年，但银两一直是事实上的货币，而银币一直是事实上的商品。
说来说去，无非是“废两改元”。当然，此时银两已经六七十年退出流通领域了，现在不过是记账单位，要废除，是不是很容易？
并非如此。
自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各发达国家纷纷趋向金本位制，导致金贵银贱形成一种稳定而长久的趋向。而中国非但坚持银本位制，而且还以银两计数。也就是说，任何白银的输入，在中国即刻可以成为货币，而没必要再经过铸币这一手续。
如此，大大刺激了投机商将欧洲的巨额存银运入中国，使得中国在二十年代末有效货币需求扩大，信用扩张，通货充裕，利率水平下降。
当时国民党刚刚统一中国，恰好享受到了这一波世界金融红利。于是，国民政府财政部长兼央行总裁宋子文上任之初信誓旦旦要求“废两改元”，至此又延宕了下来。而此时，银本位制越来越不适应时局和大局的需求。法币时代，即将开始。
4.
“皇军金票大大地有！”
——在抗战题材的影视剧中，我们经常会听到这样的台词，从梳着油光锃亮的中分头、戴着小圆墨镜、穿着黑色香云纱褂子的汉奸嘴里说出，以诱降坚贞不屈的抗日志士，还配上一副贱兮兮的笑容。
这句话的字面意思很清楚，那就是“日军有钱有势，跟着他们有肉吃”。但是，为什么要把钞票说成特定的“金票”呢？一般的解释是：因1929年前日本为金本位制，故称其纸币为金票。
但这显然说不通。日元在中国并没有大规模地落地流通过，普通百姓又怎能接触得到？而且，1929年之前的“金票”，这一名称为什么1937年后还在流传？因此，金票并非是指日元纸币。
1937年“八一三”事变后，日军全面侵华，但准备并不充分，比如在金融上就缺乏行之有效的战略部署。仓促之间，日军竟然将国内的日元投放到中国占领区，作为战时纸币使用。
日元纸币的发行准备金，对应的是其国内的经济总量和吞吐需求，如果放到正在血战中的中国来使用，无疑是以一勺盐倒入一缸水，会瞬间稀释，而使其迅速贬值。而且，当时的国民政府的财金部门在孔祥熙的杰出领导下，以充沛的储备、流畅的海外换汇和坚强的人才班底，同日军展开了没有硝烟却更为重要的金融战争。
其结果是，原来日元同中国法币的比值是60:100，没几天就成了同价兑换。也就是说，日元贬值高达三四成以上。
日军只能另换高招，在沦陷区发行军票——“手票”。军票没有准备金，没有本位币和本位体系，可以无限度发行，以侵华日军的信用作保证——当然，这种以作后盾的纸币，沦陷区人民只能使用。
所以，军票的推行倒是非常顺利。但问题是，军票本身不是日本中央银行发行的法定货币，因此其既没法兑换，更无法兑换法币。也就是说，军票的流通功能仅限于沦陷区内部，并不能同未被占领的中国大后方贸易，也不能进出口货物。
这情况，要到汪伪政府成立后发行所谓的“中储券”，情况才稍有好转，日军占领当局整理货币、整顿金融，也有了抓手和依据。不过，此时距离日本军国主义的彻底失败，也为时不远了。
军票和中储券，都算不上“金票”，日元在沦陷区又流通了没几天。因此，我们可以说，将日本发行的纸币称作“金票”，是远在抗战之前的事儿了。
二十世纪初，日本国内形成“三行鼎立”的国有金融架构。日本银行是央行职能，负责全面的监控和调控，以及国定纸币的发行；日本兴业银行是专注于实业投资的特种银行；横滨正金银行是专注于交换的特种银行。因此，这三大行中，只有横滨正金银行在中国设有分支机构，发行可兑换纸币银元券。
日本还在其两大殖民地设立朝鲜银行和台湾银行，除了于注册地开展类似央行的业务外，还分别对中国进行金融辐射：朝鲜银行经略东北，台湾银行经略苏沪浙闽。
由于苏沪浙闽有着东亚金融中心上海，上海有着强大的外资金融机构，使得台湾银行在其间发展乏力，纸币发行无人认可。朝鲜银行就不同了，在东北的业务占总业务量的六成以上，深得东三省普通百姓的信任。
朝鲜银行发行的纸币非常特殊，于1917年就实行虚金本位制。也就是说，其发行准备并非金币，而是能够兑换金币的日元。换句话说，其本位币是金本位制的日元。因此，朝鲜银行的纸币，在二十年代初开始，就被东北人称作“金票”，这名称后来也传到了大江南北。
所以，二三十年代的中国人，提及日本钞票，就会想起“金票”，说的不是日元，而指的是“朝鲜银行券”。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军占领当局认为有必要对整个东北进行货币整理和金融整顿。首先当然是在原先东北四大官有银号的基础上，成立央行性质的“满洲中央银行”，并“纳入日元金融圈”，同日元进行汇率联系，以1:1的比值发行纸币“满洲国圆”。然后，以此纸币来收兑整个东北杂乱无章的几十种货币。
设立中央银行并统一币制，收回旧币，并发行不可兑现的法定纸币后，就是整合金融系统了。
伪满央行成立后，不肯“臣服”的，倒是属于同一系统的朝鲜银行。该银行在东北树大根深，信用良好，其发行的“金票”从二十年代开始，就纸币的金融地位和经济地位而言，远胜于华俄道胜银行发行的“羌帖”和奉系官办银号发行的“官帖”，更胜于中国的中交两行在哈尔滨发行的“哈大洋”。
换句话说，无论是张作霖时代还是关东军时代，“金票”在事实上已经成为全东北的法定货币。因此，朝鲜银行根本不愿意让这种纸币退出流通领域。
然而，日本自世纪初，就坚持单一货币和金融管制，不能容忍辖区内还有权力和势力超过央行的金融机构。于是，占领当局索性釜底抽薪，作出了重大决策：肢解朝鲜银行。
早在1933年3月，伪满政府公布《满洲国民经济建设纲要》规定：“为谋工商业之发达，应设特殊金融机关，特准发行有奖债券，籍以供应长期低利之资金”。1936年伪政府秉承日本统治者实施《重要产业五年计划纲要》的旨意，于同年12月3日公布了《满洲兴业银行法》。
据此，于1937年1月1日，将朝鲜银行的东北分支机构从总行剥离，再并入以大连为基地的两家日资银行满洲银行、正隆银行，成立“满洲兴业银行”，总行设在伪满首都新京（长春）。也就是说，要到1937年初，朝鲜银行才于东北消失，其发行的“金票”虽然慢慢被“满洲国圆”所收兑。
但作为名声大的日本国有金融体系发行的纸币，“金票”这一名称算是传了下来，并作为日本货币的代称，印入了历史，印入了文艺作品，印入了我们的记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