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砚台哪里可以鉴定真假

　　中国古代“重道轻器”的哲学思想和《孟子》中“劳心”与“劳力”的相对立表明中国古代文化对手工技术（器）的轻视，以及对思想意识（道）的青睐，与此同时，严格的“四民“等级构建了界限分明的社会秩序。在引言中，作者意图挑战横亘在学者与工匠的严明界限和手工技术与思想意识之间的优劣区分。本书中作者观察品鉴诸多砚台，分析考察文集、笔记、方志等文献材料，通过文物材料与文献资料互证的方式，试图论证在十八世纪由于商业革命和科技文化发展带来的社会驱动力，学者与工匠间的界限并非泾渭分明。工匠和学者之间的社会界限是相对灵活和模糊的。作者指出清初由于政治环境和技术文化（technocratic culture）的影响，士人的社会身份需要更大的社会和文化资本进行维持，许多文人开始以篆刻、古物交易为业，工艺和技术知识也因此成为了他们关注的焦点。作者提出了“scholar-artisan”（学者式工匠）以及“artisan-schoalr”（工匠式学者）两个概念，说明由于商业革命和科技文化发展带来的社会驱动力，学者与工匠间的界限并非泾渭分明。

　　本书的另一重点是有关苏州女性制砚家顾二娘的生平和其作品。顾二娘,也被称为顾大家，顾青孃，是清初苏州一带名声显赫的制砚家，“顾二娘”这一名头反映了她上流的工艺和制砚水平。在丈夫顾启明去世后，她继承公公顾德林在苏州专诸巷的作坊，受砚台收藏家的委托制造砚台。她的声名通过男性文人收藏家的社交网络以及带有顾氏风格的工艺广为传播。高彦颐教授指出，性别在本书中成为了和工艺知识传播紧密相关的变量因素。顾二娘的声名之所以在男性士人收藏家的社交网络中广为传播，恰恰是因为顾二娘身为女性的特殊性。

　　本书的标题是砚台的社会生命，那么砚台的社会生命是从哪里起始呢？作者将眼光首先转向了清初宫廷。《章宫廷作坊：皇帝和仆人们》介绍了清初皇家上用物品的机构：造办活计处。作者指出，网罗各类能工巧匠的造办处，是八旗“包衣”制度的延伸，它的出现标志着技术专家文化（Technocratic Culture）在清初的兴起。“包衣”，也就是皇帝的家奴帮助皇帝经营遍布帝国的制造业和商业，实现了地方社会与中央的技术工艺和管理工艺的交互。作者论证，伴随着皇室对丝织业以及陶瓷业的强烈需求，技术工艺得到了长足发展，由造宫廷作坊创造的皇室风格和技术知识支撑起清初的物质帝国(materialist empire)。为了加强内廷和外界的区隔，清初统治者意图塑造的宫廷风格来强调其统治者身份。

　　章中作者探讨了康熙和雍正两朝皇家作坊的发展，作者以康熙皇帝时期的刘原为例，试图说明宫廷匠人是如何通过整合帝王品味以及不同物质媒介的特性来创造的清廷物质文化。作者指出他在塑造皇室风格过程中兼收并蓄的设计特点，作者对刘原制作的墨饼和砚台进行了细致入微的观察，发现他对题有“龙德”的墨饼上试图创造出立体的三维效果，刘原在墨饼表明雕刻了栩栩如生的金龙，使其盘踞在墨饼之上，联结起墨饼的正反面，这一“过墙”的雕刻技法可见于清初地方的瓷器工艺以及砚台。

　　通过展现造办处的沿革历史，作者指出，对于物质制造的重视和对技术知识的强调说明清初满族统治者对于物质文化的需求。造办处的沿革开拓了地方工艺传统向上流动传播的通道，其中，在雍正时期，造办处招募来自广东和江南地区的工匠，成为“外雇匠”，这些外雇工匠在造办处的进出和活动也加速了皇家品位与地方技术知识的交互，使造办处成为了朝廷与社会间品味与技术互动的管道。本章中作者还介绍了清初统治者的审美品位如何作用于满清宫廷风格的形成。通过对雍正御用砚台的观察和造办处活计档等史料分析，作者指出雍正偏爱砚台“套装”组合，对收纳砚石的容器更为重视。在造办处砚台的制作需匹配定制的盒子，雍正甚至自己亲自出马，给砚石设计色彩对比强烈的“新装”。后作者也审慎地指出，民间和宫廷间通过工匠的交流而进行的技术知识的交换和传播并不代表宫廷的主流审美可以占据市场的话语权，尽管清廷发展出了新颖的皇室风格，然而17-18世纪的汉人学者依然坚持他们的品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