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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点背景】
针对县城城镇化建设,国家发展改革委发言人孟玮日前表示,将重点盯住五个“严防”,即严防地方政府隐形债务风险,严防“大水漫灌”,严防“半拉子工程”,严防“大拆大建”,严防“贪大求洋”。

【热点聚焦】

众所周知,城市是社会生产力大发展和分工的产物。城市有更密集的公共设施,更科学的资源配置,具有高质量高辐射特点,因此是衡量国家现代化水平的重要指标。进入新世纪以来,我国经历了大规模城镇化,到2019年底,常住人口城镇化率60.6%,户籍人口城镇化率44.38%。但相比国外动辄80%以上的数据,城镇化水平显然还有差异。从这一点上看,未来农民进城仍然是大势所趋,而县城,作为城乡融合发展的关键纽带,就是他们主要的去向之一。

如何看待县城城镇化,互联网上有一种声音,认为城市化路径的佳选择还是大城市和都市圈发展。这是偏颇的。促进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是我国新型城镇化建设一以贯之的方向。一则,“大城市病”越来越严重,亟需“健体”;二则,县城处于城市与乡村之间,正是农民进城就业安家的天然载体;第三,新型城镇化是中国经济新的增长点,积极稳妥推进城镇化不仅是扩大内需的重要手段,也是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必然途径。

但也正如人们所看到的,发改委之所以提出五个“严防”,正是因为在城镇化探索中,一些地方出现了偏差。比如贵州独山县大搞“形象工程”,烧掉400亿元人民币,结果留下一批“半拉子工程”,当地政府陷入深深的债务危机;昆明大搞“造城运动”,留下40多栋烂尾楼,政府和开发商无力回天,业主们只好开荒种菜、搭伙做饭、抱团取暖;山东探索“合并村居”模式,结果一些农民被迫上楼,怨声载道,省委书记强调不要把民心工程搞成“民怨工程”……

五个“严防”的提出,不仅是对风险的总结和提示,也说明我们对“城市更新”的理解在发生转变。过去,有的城镇发展很快,经常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但是横向对比,难免千篇一律,看不到原住民之间的邻里关系,也找不到曾有的文化符号。更甚者,产业存在明显短板,农民上楼之后两眼一抹黑,解决不了就业……因此,城镇化不是拆除、重建了事,而是需要考虑方方面面的工作,要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优选项目,精准补短板,不留后遗症。

美国城市规划学家沙里宁曾经说过:“城市的生长,并不是单纯的疆域扩张,而是传承历史创新未来的过程,使其焕发出全新的时代能量。”县城城镇化严防大拆大建,要本着对人民高度负责的态度,保持变与不变的统一,充分沟通好地方政府、投资人和当地民众之间的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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