满足需求高峰：重新审视达成至率的方法
满足需求高峰：重新审视达成至率的方法
原载于《现代物业·设施管理》
在过去的几十年中，随着人口基数的不断攀升、全球范围性都市化和“持续在线”沟通平台技术的不断发展，我们的社会氛围和发展方式已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其中一个奇怪的现象是，在面临全新的数码时代之时，我们并没有调节自己的工作和生活方式去适应时代发展的节奏，而是进一步“大兴土木”，大肆地进行能源开发、建筑和运输基础设施的扩大化建设，到头来却只为满足在社会整体运行期间内仅占比很小一部分的“社会需求高峰期”。其结果是，大多数的设施不得不在很长时间内一直处于闲置状态。
想必大多数人都体会过工作日“早高峰”和“晚高峰”时拥挤不堪的公共交通，以及在工作时急需使用会议室而不得的沮丧感。那么，我们为何不采用更加灵活的办公方式和办公技术来避开“资源占用高峰时段”呢？更重要的是，我们为何又要不断地建造公路、铁路、办公室和能源基础设施,却仅为满足“资源占用高峰时段”的社会需求，空留额外资源在大多数时间内闲置呢？原因即我们固有的“朝九晚五”的通勤概念和“办公室形态化”的办公方式均是互联网时代之前的“遗留产物”。现在，这种思想已然过时，还会无形中提高社会整体运营成本和公共环境成本，是时候做出改变了。
美国国内近一段时间的统计数据显示：全美用电高峰时间的电力消耗量正在不断提高（当前高峰用电量已达平均用电水平的1.7倍），然而整体用电需求却仍旧维持在原有水平，甚至开始下滑。大多数企业办公坐席的平均闲置时间占比已达到整体工作时长的50%。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必须对自身的行为进行反思：
首先，办公标准时间按照社会惯例仍旧以“朝九晚五”和“一周五个工作日”的模式持续着。而办公的标准模式则为办公室现场办公，以便于管理人员进行监督。为了贴合政府职能部门和教育机构的办公时间和办公模式，大多数商业企业也不得不应用完全相同的办公模式——这种僵化的时间安排对办公人员的实际出勤有着非常严苛的要求。
其次，“专属消费”文化的影响——无论是汽车、住宅还是办公室，我们都不习惯与他人分享。然而，当前这种文化性障碍正在逐渐消融，大多数商业企业甚至政府机关都开始采用分享式“热桌”办公模式（多人共享一处办公坐席），同时，企业决策者开始选择租赁办公场所，而非直接购买（服务经济经营策略）。
后，在大多数情况下，基础设施使用高峰期产生的成本抬升较为隐秘——多产生的额外社会成本都以平均分配的形式被加诸在消费者身上，或间接地由政府进行额外补贴。
这些因素，连同城市人口数量的急速攀升（2008年，历史上首次出现了城市人口爆炸现象——城市人口占比达到了全球总人口的50%以上）都为现今不断老化、复杂化和高成本化的基础设施和交通系统带来非常巨大的压力。
满足需求高峰的可选方案
那么，我们又如何开展变革呢？为了能够成功地鼓励社会分散化承担资源荷载并避免在基础设施建设上进行持续的成本消耗，我们必须以全局性的视角进行思考——综合紧急刺激因素（对非高峰时期的设施资源使用进行褒奖）并接受和推广新型的商业模式，以促进设施资源实体的物权租赁行为和分享行为。同时，充分利用已有的科学技术，帮助办公群体创造“随时随地”的工作条件。
高峰期特殊定价标准是帮助社会进行行为矫正的有效工具。这一标准的理论依据十分简单——如果一件事的执行成本过高，那么我们就一定会寻求其他替代方案。根据尤伯（Uber）提出的“暴涨定价”（Surge Pricing）理论，公众对于某一事物的需求程度决定其社会价值和经济价格。另一个实例则是Qcue程序——全球首款为体育赛事和娱乐演出门票提供动态定价解决方案的应用程序，其分析系统可以通过分析多个变量并对决策者提出定价建议，帮助诸多相关公司和企业解决了因入场券价格问题导致上座率不足50%的困境。现在，Qcue团队已帮助全世界超过30个相关团队和机构，例如美国职业棒球联盟（Major League Baseball）、美国职业足球联盟（Major League Soccer）、美国职业冰球联盟（National Hockey League）和美国职业篮球协会（NBA，National Basketball Association）解决赛事门票定价问题。而在办公设施资源的分类和利用事宜上，亦可以采取类似的方式进行管理，例如通过政府颁布的法律条文进行调控——适当提高社会资源高峰期的占用成本，同时下调资源低谷期，如夜晚和周末时的资源占用成本。
如果通过社会资源的定价来影响公众的行为，则必须有理想的替代方案（鼓励方案）进行支撑。我们可以援引“臭名昭著”的“伦敦交通拥挤税（London Congestion Charge）”为例子：这一税项主要针对在工作日每天从早上7点至下午6点之间，驾车穿越伦敦市中心区域的车主进行征收。从全局角度来说，这一举措是较为成功的，社会资源占用成本的提供，使得越来越多的人更乐于选择公共交通工具进行通勤。话说两面，这一举措也有许多不够理想的部分：征税的覆盖时间过于宽泛，统计数据显示，超过25%的穿越伦敦市中心的通勤车辆（包括公共交通工具和私家车）都仅在上午8至9点间的一个小时内进入市中心区域。
原载于《现代物业·设施管理》
在过去的几十年中，随着人口基数的不断攀升、全球范围性都市化和“持续在线”沟通平台技术的不断发展，我们的社会氛围和发展方式已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其中一个奇怪的现象是，在面临全新的数码时代之时，我们并没有调节自己的工作和生活方式去适应时代发展的节奏，而是进一步“大兴土木”，大肆地进行能源开发、建筑和运输基础设施的扩大化建设，到头来却只为满足在社会整体运行期间内仅占比很小一部分的“社会需求高峰期”。其结果是，大多数的设施不得不在很长时间内一直处于闲置状态。
想必大多数人都体会过工作日“早高峰”和“晚高峰”时拥挤不堪的公共交通，以及在工作时急需使用会议室而不得的沮丧感。那么，我们为何不采用更加灵活的办公方式和办公技术来避开“资源占用高峰时段”呢？更重要的是，我们为何又要不断地建造公路、铁路、办公室和能源基础设施,却仅为满足“资源占用高峰时段”的社会需求，空留额外资源在大多数时间内闲置呢？原因即我们固有的“朝九晚五”的通勤概念和“办公室形态化”的办公方式均是互联网时代之前的“遗留产物”。现在，这种思想已然过时，还会无形中提高社会整体运营成本和公共环境成本，是时候做出改变了。
美国国内近一段时间的统计数据显示：全美用电高峰时间的电力消耗量正在不断提高（当前高峰用电量已达平均用电水平的1.7倍），然而整体用电需求却仍旧维持在原有水平，甚至开始下滑。大多数企业办公坐席的平均闲置时间占比已达到整体工作时长的50%。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必须对自身的行为进行反思：
首先，办公标准时间按照社会惯例仍旧以“朝九晚五”和“一周五个工作日”的模式持续着。而办公的标准模式则为办公室现场办公，以便于管理人员进行监督。为了贴合政府职能部门和教育机构的办公时间和办公模式，大多数商业企业也不得不应用完全相同的办公模式——这种僵化的时间安排对办公人员的实际出勤有着非常严苛的要求。
其次，“专属消费”文化的影响——无论是汽车、住宅还是办公室，我们都不习惯与他人分享。然而，当前这种文化性障碍正在逐渐消融，大多数商业企业甚至政府机关都开始采用分享式“热桌”办公模式（多人共享一处办公坐席），同时，企业决策者开始选择租赁办公场所，而非直接购买（服务经济经营策略）。
后，在大多数情况下，基础设施使用高峰期产生的成本抬升较为隐秘——多产生的额外社会成本都以平均分配的形式被加诸在消费者身上，或间接地由政府进行额外补贴。
这些因素，连同城市人口数量的急速攀升（2008年，历史上首次出现了城市人口爆炸现象——城市人口占比达到了全球总人口的50%以上）都为现今不断老化、复杂化和高成本化的基础设施和交通系统带来非常巨大的压力。
满足需求高峰的可选方案
那么，我们又如何开展变革呢？为了能够成功地鼓励社会分散化承担资源荷载并避免在基础设施建设上进行持续的成本消耗，我们必须以全局性的视角进行思考——综合紧急刺激因素（对非高峰时期的设施资源使用进行褒奖）并接受和推广新型的商业模式，以促进设施资源实体的物权租赁行为和分享行为。同时，充分利用已有的科学技术，帮助办公群体创造“随时随地”的工作条件。
高峰期特殊定价标准是帮助社会进行行为矫正的有效工具。这一标准的理论依据十分简单——如果一件事的执行成本过高，那么我们就一定会寻求其他替代方案。根据尤伯（Uber）提出的“暴涨定价”（Surge Pricing）理论，公众对于某一事物的需求程度决定其社会价值和经济价格。另一个实例则是Qcue程序——全球首款为体育赛事和娱乐演出门票提供动态定价解决方案的应用程序，其分析系统可以通过分析多个变量并对决策者提出定价建议，帮助诸多相关公司和企业解决了因入场券价格问题导致上座率不足50%的困境。现在，Qcue团队已帮助全世界超过30个相关团队和机构，例如美国职业棒球联盟（Major League Baseball）、美国职业足球联盟（Major League Soccer）、美国职业冰球联盟（National Hockey League）和美国职业篮球协会（NBA，National Basketball Association）解决赛事门票定价问题。而在办公设施资源的分类和利用事宜上，亦可以采取类似的方式进行管理，例如通过政府颁布的法律条文进行调控——适当提高社会资源高峰期的占用成本，同时下调资源低谷期，如夜晚和周末时的资源占用成本。
如果通过社会资源的定价来影响公众的行为，则必须有理想的替代方案（鼓励方案）进行支撑。我们可以援引“臭名昭著”的“伦敦交通拥挤税（London Congestion Charge）”为例子：这一税项主要针对在工作日每天从早上7点至下午6点之间，驾车穿越伦敦市中心区域的车主进行征收。从全局角度来说，这一举措是较为成功的，社会资源占用成本的提供，使得越来越多的人更乐于选择公共交通工具进行通勤。话说两面，这一举措也有许多不够理想的部分：征税的覆盖时间过于宽泛，统计数据显示，超过25%的穿越伦敦市中心的通勤车辆（包括公共交通工具和私家车）都仅在上午8至9点间的一个小时内进入市中心区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