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的保险柜里究竟有何重要文件
1955年1月，从部队转业到机要处不久的赵炜，被调到中南海西花厅总理办公室工作。她至今清晰记得次见总理夫妇的情景。
“那天，周总理就像我们在报纸照片上常见的装束——身着灰色中山装，脚上一双黑皮鞋。那是个阳光明媚的春日，邓大姐穿的显得有些多：一件带花的薄呢子大衣，脚上是蓝呢面棉鞋，头上还包着一块当时非常流行的花方巾。”
身边的卫士向总理简单介绍了赵炜的情况，握手之后总理问了赵炜几个问题，“我的手心直冒汗，声音也有些打颤”，周总理微笑着说：“不要紧张，我是总理，你是这里的工作人员，咱们都是同志。”
周恩来夫妇所居住的“西花厅”紧邻中南海西北门。邓颖超后来在一次跟赵炜散步时告诉她，周恩来初住的是丰泽园，后来毛泽东要搬进来，周恩来偶尔路过这里，一下子喜欢上了盛开的海棠花，便搬到了这个小院，一住就是26年，周恩来去世后邓颖超又生活了16年。“有人认为恩来喜欢马蹄莲，其实我们俩都喜欢海棠花”，邓颖超这样告诉赵炜。
到西花厅，赵炜的个感受是那里很多人的工作时间和别人不一样。周总理习惯夜里办公，早也要到凌晨二三点。据说以前中央曾请刘伯承给周恩来当参谋长，刘伯承听后急忙说：“恩来熬夜的本事实在大，我可熬不过他，还是另请他人吧!”上午基本是周恩来的休息时间，秘书们的作息也跟他一致，所以西花厅的上午大多是静悄悄的。
西花厅一天的繁忙是从总理起床时间为起点：先是忙着请示汇报的秘书们——五六十年代，周恩来总共有20多位秘书，负责联系不同的部委，周恩来办公桌左手下有一排标有秘书名字的电铃按钮，便于找这些秘书。“文革”后，这些秘书只剩下两位;遇到急事，男秘书们干脆把总理堵在卫生间里，所以也有工作人员们戏称这里是“第二办公室”。总理的早餐常年不变：面包、果酱、黄油和豆浆鸡蛋冲麦片。
“总理平时有两件东西是从不离身的。一件是他的那只老手表，另一件是办公室和保险柜这两把钥匙。”赵炜回忆。周恩来的办公室有三把钥匙，他自己一把，值班秘书一把，值班警卫一把，连邓颖超都不能“私自”进入他的办公室。或许是早年革命生涯沿袭下来的习惯，周恩来的钥匙几乎24小时不离身，平时放在衣服口袋里，睡觉时就压在枕头底下，出国时才交给邓颖超保管，“大姐把钥匙放在信封里，为了避嫌，特意用钉书器把信封口钉上，等总理回来后再完璧归赵。”
平时，周恩来都是亲自取放保险柜里的东西，至于里面究竟放了些什么，邓颖超也从不知晓。在总理身边工作了21年的赵炜有过两次打开保险柜的经历，次是“文革”初期，周恩来让赵炜将里面存放的三个存折取出送交中国银行保管，三个存折累积40万元的存款是解放后国家给傅作义的补贴，“文革”一起，傅作义怕红卫兵抄家便在前一天晚上送到周恩来这里保管。第二次开这个保险柜时已是周总理去世，来清理遗物。“说实在的，这次打开保险柜很出乎我意外，因为里面根本没有任何重要的东西。”总理是个保密意识很强又很细心的人，赵炜推测，他一定在住院时就把里面的重要东西作了安排。
周总理有一个清嗓子的习惯。晚上，只要夜间从外面回来，在西花厅前院一下车他就要咳两三声，一听到这个声音，值班室的人马上知道总理回来了。赵炜还是后来从邓颖超那里知道，原来周总理这种进门前先咳嗽的习惯是30年代在上海做地下工作时养成的。那时他们住的院子没有电铃，回来晚了不敢高声叫门，就以咳嗽两声为暗号。后来虽然转战南北，这个习惯一直保留了下来。
“总理是个喜欢整洁的人”，用今天的眼光来看，周恩来有点像“完美主义者”，“办公完毕，他习惯自己把办公桌上的文件收拾好，笔、墨、放大镜等文具也都一一整理得清清爽爽，放到固定 位置，临走前再把椅子摆好。”在总理身边呆了20多年，不知进了总理办公室多少次，赵炜从未见过他的办公室有过乱糟糟的情形。注重仪表的周恩来，即使在家也穿得整整齐齐，再热的天，他也坚持穿衬衫，而且从不敞着领扣。
早期的西花厅留给大家的记忆都充满了温暖安宁。平时周恩来一天要工作十四五个小时，周围工作人员想方设法让他多些休息放松的时间。周恩来周六有时去中南海紫光阁跳舞，赵炜印象中的总理，舞跳得很棒，步子既轻柔又稳健。如果周六有时他不外出，警卫局服务处会过来放电影给大家看，租一个片子要15块钱，就从周恩来和邓颖超的工资里扣。偶尔，他会和邓颖超一起去首都剧场看一场人艺的演出，为了避免惊动观众，他们经常在演出半小时后悄然入场，坐在观众中，没看完前再悄然离去，门票也必然要自己掏钱来买。
赵炜回忆，那时候的周恩来也特别喜欢招待客人。不管是谈工作还是开会的，赶上吃饭时候，他总是热情挽留：“别走了，一起吃个饭吧，今天我请客。”饭费从他的工资里出，他自己也不知道一个月究竟花多少剩多少。有一次，周恩来又照例表示他“请客”，留客人吃饭，邓大姐在旁边开他玩笑：“怎么老说是你请客啊?你一个月有多少钱啊?是吃我的，别以为是吃你的，不信咱们分开算算。”“是吗?那就让大姐请你们吃饭。”周恩来笑呵呵地说。从1964年起，周恩来与邓颖超的工资开始分开支配，一个月下来，周总理的工资扣掉房钱、水电费和各种开销后，果然没剩多少。自此以后，他虽然还是请客如常，但多了点“理财概念”，再留客人吃饭时，总没忘加一句“特别声明”：“今天是大姐请你们吃饭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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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天，周总理就像我们在报纸照片上常见的装束——身着灰色中山装，脚上一双黑皮鞋。那是个阳光明媚的春日，邓大姐穿的显得有些多：一件带花的薄呢子大衣，脚上是蓝呢面棉鞋，头上还包着一块当时非常流行的花方巾。”
身边的卫士向总理简单介绍了赵炜的情况，握手之后总理问了赵炜几个问题，“我的手心直冒汗，声音也有些打颤”，周总理微笑着说：“不要紧张，我是总理，你是这里的工作人员，咱们都是同志。”
周恩来夫妇所居住的“西花厅”紧邻中南海西北门。邓颖超后来在一次跟赵炜散步时告诉她，周恩来初住的是丰泽园，后来毛泽东要搬进来，周恩来偶尔路过这里，一下子喜欢上了盛开的海棠花，便搬到了这个小院，一住就是26年，周恩来去世后邓颖超又生活了16年。“有人认为恩来喜欢马蹄莲，其实我们俩都喜欢海棠花”，邓颖超这样告诉赵炜。
到西花厅，赵炜的个感受是那里很多人的工作时间和别人不一样。周总理习惯夜里办公，早也要到凌晨二三点。据说以前中央曾请刘伯承给周恩来当参谋长，刘伯承听后急忙说：“恩来熬夜的本事实在大，我可熬不过他，还是另请他人吧!”上午基本是周恩来的休息时间，秘书们的作息也跟他一致，所以西花厅的上午大多是静悄悄的。
西花厅一天的繁忙是从总理起床时间为起点：先是忙着请示汇报的秘书们——五六十年代，周恩来总共有20多位秘书，负责联系不同的部委，周恩来办公桌左手下有一排标有秘书名字的电铃按钮，便于找这些秘书。“文革”后，这些秘书只剩下两位;遇到急事，男秘书们干脆把总理堵在卫生间里，所以也有工作人员们戏称这里是“第二办公室”。总理的早餐常年不变：面包、果酱、黄油和豆浆鸡蛋冲麦片。
“总理平时有两件东西是从不离身的。一件是他的那只老手表，另一件是办公室和保险柜这两把钥匙。”赵炜回忆。周恩来的办公室有三把钥匙，他自己一把，值班秘书一把，值班警卫一把，连邓颖超都不能“私自”进入他的办公室。或许是早年革命生涯沿袭下来的习惯，周恩来的钥匙几乎24小时不离身，平时放在衣服口袋里，睡觉时就压在枕头底下，出国时才交给邓颖超保管，“大姐把钥匙放在信封里，为了避嫌，特意用钉书器把信封口钉上，等总理回来后再完璧归赵。”
平时，周恩来都是亲自取放保险柜里的东西，至于里面究竟放了些什么，邓颖超也从不知晓。在总理身边工作了21年的赵炜有过两次打开保险柜的经历，次是“文革”初期，周恩来让赵炜将里面存放的三个存折取出送交中国银行保管，三个存折累积40万元的存款是解放后国家给傅作义的补贴，“文革”一起，傅作义怕红卫兵抄家便在前一天晚上送到周恩来这里保管。第二次开这个保险柜时已是周总理去世，来清理遗物。“说实在的，这次打开保险柜很出乎我意外，因为里面根本没有任何重要的东西。”总理是个保密意识很强又很细心的人，赵炜推测，他一定在住院时就把里面的重要东西作了安排。
周总理有一个清嗓子的习惯。晚上，只要夜间从外面回来，在西花厅前院一下车他就要咳两三声，一听到这个声音，值班室的人马上知道总理回来了。赵炜还是后来从邓颖超那里知道，原来周总理这种进门前先咳嗽的习惯是30年代在上海做地下工作时养成的。那时他们住的院子没有电铃，回来晚了不敢高声叫门，就以咳嗽两声为暗号。后来虽然转战南北，这个习惯一直保留了下来。
“总理是个喜欢整洁的人”，用今天的眼光来看，周恩来有点像“完美主义者”，“办公完毕，他习惯自己把办公桌上的文件收拾好，笔、墨、放大镜等文具也都一一整理得清清爽爽，放到固定 位置，临走前再把椅子摆好。”在总理身边呆了20多年，不知进了总理办公室多少次，赵炜从未见过他的办公室有过乱糟糟的情形。注重仪表的周恩来，即使在家也穿得整整齐齐，再热的天，他也坚持穿衬衫，而且从不敞着领扣。
早期的西花厅留给大家的记忆都充满了温暖安宁。平时周恩来一天要工作十四五个小时，周围工作人员想方设法让他多些休息放松的时间。周恩来周六有时去中南海紫光阁跳舞，赵炜印象中的总理，舞跳得很棒，步子既轻柔又稳健。如果周六有时他不外出，警卫局服务处会过来放电影给大家看，租一个片子要15块钱，就从周恩来和邓颖超的工资里扣。偶尔，他会和邓颖超一起去首都剧场看一场人艺的演出，为了避免惊动观众，他们经常在演出半小时后悄然入场，坐在观众中，没看完前再悄然离去，门票也必然要自己掏钱来买。
赵炜回忆，那时候的周恩来也特别喜欢招待客人。不管是谈工作还是开会的，赶上吃饭时候，他总是热情挽留：“别走了，一起吃个饭吧，今天我请客。”饭费从他的工资里出，他自己也不知道一个月究竟花多少剩多少。有一次，周恩来又照例表示他“请客”，留客人吃饭，邓大姐在旁边开他玩笑：“怎么老说是你请客啊?你一个月有多少钱啊?是吃我的，别以为是吃你的，不信咱们分开算算。”“是吗?那就让大姐请你们吃饭。”周恩来笑呵呵地说。从1964年起，周恩来与邓颖超的工资开始分开支配，一个月下来，周总理的工资扣掉房钱、水电费和各种开销后，果然没剩多少。自此以后，他虽然还是请客如常，但多了点“理财概念”，再留客人吃饭时，总没忘加一句“特别声明”：“今天是大姐请你们吃饭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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