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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氧气的发现1773年，瑞典人舍勒通过化学实验发现了氧气的存在。而差不多同一时间段的1774年，与舍勒素不相识的英国人普利斯特里，也通过化学实验发现了氧气。从此，他们两位被认为是氧气的发现者。几十年过去，在1802年的一天，德国人克拉普罗特到自己的朋友波尔南家做客，发现一本中国古书叫《平龙认》。那时欧洲流行汉学，克拉普罗特自己正好是一个汉学家，不仅能说中国话，还能看懂中国古籍。于是他饶有兴趣地读起这本古书来。结果他十分吃惊地发现，《平龙认》的作者毛华（Mao-Hhoa）早在唐朝的至德年间就发现了氧气。由于克拉普罗特后来在转述这本书的内容时，对作者姓名采用音译Mao-hhoa，所以我们现在不能确认姓名的汉字是哪两个字，也有人写作“茅华”“马和”。克拉普罗特的父亲刚好是一个化学家，受父亲影响，克拉普罗特对关于化学的话题很留心，回家后他特意把自己从中国古籍中看到的内容与化学家父亲讨论，父亲听后确信书中所说的“阴气”就是氧气，他马上要求儿子利用自己精通汉学的优势，把这个问题研究清楚。1803年，克拉普罗特被俄国沙皇政府聘请为圣彼得堡科学院的亚洲语文教授。1804年，又被派到中国北京担任俄国驻华使馆翻译。来到中国之后，克拉普罗特借助工作环境的便利，阅读了大量他能找到的中国古代科技文献。然后他十分确信，氧气的确是中国人早在唐朝至德年间就发现的。1807年，克拉普罗特回到圣彼得堡，结合化学家父亲的专业观点，把自己几年的研究成果写成一篇论文，在圣彼得堡科学院组织的一次国际学术会议上宣读并发表，题目叫做《论第8世纪时中国人的化学知识》。当时在俄国法语是一门学术语言，这篇法语写成的论文，大意是这么说的：《平龙认》这本书里面有一节，标题是《霞升气》，其中记载，空气中有阴阳二气，用火硝、青石等物质加热后就能产生阴气；水中也有阴气，它和阳气紧密混合在一起，很难分解。这里所说的阴气，原来就是指的我们现在所说的氧气。而阳气指的就是氢气。欧洲人到十八世纪以后才知道空气和水里有氧气存在，而中国人很早就知道有氧气并且能够分解它。《平龙认》提到的制造氧气的方法，有几种，其中加热硝石的方法，用现代化学式表达如下：2KNO3=2KNO2+O2↑还记载把黑塘石加热的方法也可以得到氧气，黑塘石指的是软锰矿，用现代化学式表达如下：3MnO2=Mn3O4+O2↑《平龙认》还提到氧气的性质，说它与铁、铜、硫、炭等物质会发生反应。《平龙认》把氧气、氢气叫做阴气、阳气，与同样流失到海外的明代科技著作《天工开物》的指导思想是一致的，《天工开物》中说：“凡，硫为纯阳，硝为纯阴，两精逼合，成声成变。”都是与中国阴阳思想一脉相承的。这有力地证明了，我国早在唐代就发现了氧气，懂得如何制造，并且通晓其化学性质。克拉普罗特的发现也在欧洲科学界引起了震动，不少科技史著作都援引克拉普罗特的观点。但是舍勒和普利斯特里各自独立首先发现氧气，仍然是他们主流的看法。1936年，中国人黄素封在把克拉普罗特的法语论文翻译成中文的时候，才次听说有《平龙认》这本书，也是次了解到中国古代化学竟如此先进。但是正如《天工开物》我们国内一本也没有，而是从外国发现的一样，《平龙认》也在国内找不到任何记载。非常可惜，宋、元、明、清之际，我国有大量古籍流失到海外，其中包括很多孤本、手抄本，特别是经过满清文字狱后，很多古籍我们国内已经杳无痕迹。蒙古人西征对西方进行了科技和文化输出。明朝时期，利玛窦所代表的耶稣会传教士们，又把大量的中国手工业著作，翻译到了西方。而中国国内一些恨国者出于扶植外国的目的，通过销毁资料故意打断了科技进程。西方被有意扶高，中国被有意压低，这一升一降，西方人终于在技术上占了我们的先机。外国人拿到中国资料后，大开眼界，他们似乎发现了新世界的大门，准备借此来改天换地。为什么舍勒和普利斯特里几乎同时发现氧气呢？一个比较合理的推断是，他们俩都看到了来自中国的资料，按照资料来做实验，得到新发现。与此类似的是，莱布尼茨在1684年，牛顿在1693年各自声称独立发明了微积分。而中国的数学家王文素比他们早一百四十多年就在《算学宝鉴》中提出了用导数解高次方程的算法。而《算学宝鉴》也差点失传。为什么克拉普罗特在北京读了几年中国古籍之后，更加确信自己的发现呢？因为中国现存的古籍中，仍然有大量证明中国古代化学领先欧洲的内容。例如，早在汉朝刘安的《淮南万毕术》中，有“曾青得铁，则化为铜”的记载，说的是铜盐溶液遇到铁单质时，就会有铜单质生成，即铁与铜盐溶液发生的置换反应。宋朝时采用这种方法冶铜已占当时世界冶铜量 30%，已具相当规模。晋朝葛洪的《抱朴子》中有“丹砂烧之成水银，积变又还成丹砂”的记载，说的是丹砂（硫化汞），加热分解即得到单质汞。还记载说“取雌黄、雄黄烧下其中铜，铸以为器，覆之三岁淳苦酒上，百日，此器皆生赤乳，长数分。”雌黄指三硫化二砷 （As2S3），雄黄指四硫化四砷（As4S4），这段话是对它们升华试验的描述。这些古籍和《平龙认》类似，都和道教的炼丹术有关。道教的炼丹术分为内丹术和外丹术。内丹术是修炼身体内的精气神，这一脉是从岐伯、黄帝《黄帝内经》继承而来。外丹术则是通过淬炼外部物质来助益人体，是从神农《神农本草经》继承而来。《神农本草经》中物门类有动物、植物、矿物。在外丹术中有“龙虎”的说法，是炼丹术语，也被叫做“水火”，指的是物质和能量的不同状态。所谓的“平龙认”指的是如何认识在炼外丹的过程中出现的某些特性的物质。氧气是其中的一种，当然并不止于此，还有很多其他的物质。虽然西方人能看懂里面的化学实验，但并不能理解全部术语和内容。比如克拉普罗特把《平龙认》三个字用法语翻译成“平静的龙的承认”（confessions du paisifee dragon），虽然显得可笑，但无可厚非，毕竟外丹术即使对中国人也是有门槛的。好在他在论文中标注了“平龙认”三个汉字原文。二、中国的科技思想
西方人不能完全理解外丹术的古籍，也不能理解中国古代的科技思想。按照一般的理解，既然中国早在唐代就有了发现氧气的突破，为什么不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发展出现代化学呢？要知道现在距离1773年舍勒声称发现氧气，不过只有两百多年。有人说，对于现代化学、物理学、生物学来说，玻璃很重要，中国喜欢用陶瓷，西方喜欢用玻璃。实际上，制造玻璃对中国古代也是毫无难度的事情，唐代就有玻璃。下图是1970年何家村出土的唐代凸纹玻璃杯。中国之所以更喜欢陶瓷，而不太喜欢玻璃，是因为觉得陶瓷离天然更近一些，把陶瓷和玻璃一块儿埋在土里，显然玻璃与土壤显得更格格不入。我们会发现，陶器与土壤接近，瓷器次之，玻璃次。也就是说中国在唐代具备发展现代科学的条件，那为什么不发展呢？合理的解释是，不想更深入地发展。
在文明产生之前，人们生活在完全的天然环境中。这时期的人，与鸟兽同群，以采集为生，遵循天地法则而生活。这时候食物极大地充足，人们不用为生活操心。赫拉利在《人类简史》中指出，考古学家已经证明，生活在采集时代的普通人，他们的营养状况比后来的普通人要好得多，甚至他们的脑容量都比后来的人要大，也就是说比现在的人更聪明。在食物方面，采集时代的人食物会更丰富，营养很均衡，早上来点蘑菇野菜，中午抓只兔子，晚上再来点水果。而且不用储存食物，吃的东西更新鲜，完全没有“科技与狠活”。这时期的制器和审美，追求的是器物本身的天然素朴之美。认为天造之物，才是。“采集时代”的意识形态对应的是道家思想。过了很久，人类人口增加，环境也出现变化，真人纪结束，人类开始食物短缺，用人力改造世界的农业和工业出现了，人们不再能够本能地遵循天道而生活。文明被创造出来，人们生活在一种人为发明出来的人文环境中。这种人文环境，介于人的生存和自然之间，连同所制之器物，就构成了文明人的文化环境。这时期的意识形态对应的是儒家思想。实际上，儒家是支持科技发展的。面对人类生存环境的变迁，和生存资源的匮乏，儒家一方面是发明礼教让大家不要争。另一方面是制器，改变资源形态和资源利用效率，来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生活需求。儒家做这些事，目的都是为了养民。也就是说，儒家是人类文明农业化和工业化的集大成的开创者。道家不太认同儒家的应对方法，在《庄子》里面庄子用一个寓言故事以道家的立场批判了以子贡为代表的儒家立场。故事是这样的：子贡南游楚国，看到一个老汉浇菜地。老汉挖小水沟通到水井边，抱着陶罐汲水浇地，效率看上去很低。子贡说，有一种机械，一天能够灌溉上百畦，用力少而效率高，你怎么不用它来浇地呢？老汉问，你说的这种机械是什么样的？子贡说，用木头制成机关，后面重前面轻，提起水来就如同抽水一样，水就像沸腾水一样，疾速流出来，这种机械的名字叫槔。老汉一听，马上脸色一沉。随后又笑着对子贡说：“我听我的道家老师父说，有机械者必有机事，有机事者必有机心。机心存于胸，则纯白不备。纯白不备，则神生不定，神生不定者，道之所不载也。” 意思就是说，你说的这种机械，我不是不知道，我只是不想使用罢了。《庄子》中的这个道理，《道德经》是这么说的：“使有什伯之器而不用”。就是说这些器物，可以有，但不要过度使用。虽然中国古代很早就有了发达的化学，但并不想发明人力因素太多的器物。道家和儒家在中国是互补的主流思想，道家更本源，儒家则以道家为标准，努力向它靠近。道家认为，天然的才是。儒家则认为，虽然我为生活所迫不得不制器，无法做到完全天然，但越接近天然当然也就越好。所以，我们看到，中国人传统制器，纺织工业用的是动物纤维和植物纤维。西方人的纺织工业，用的多是人造的化学纤维。中国人的印染工业，用的是植物染料，或者是矿物染料。而西方人的印染业用的多是化工染料。中国人的漆，用的是植物漆，西方人的漆，则用的是化工漆。我们的工业，讲的是天工开物，西方人的工业讲的是人工开物，甚至要当自己的上帝，通过基因编辑创造自己。现在我们不难理解，越天然的东西也就越好。“科技与狠活”虽然让人免于饥饿，但是天然食品中的那种来自上天的勃勃生机，已经被人工添加剂扼杀了。核废水是人工过度的产物，日本人敢喝，但头脑正常的人类对此都是心存顾忌的。为什么中国古人不想在科技这条路上走得太远？因为人类做自己的上帝，远离天道，就像植物把自己的根拔出土地一样，必然是一条死路。道家和儒家时代，没有核大战的担忧，没有食品安全的担忧，没有基因编辑改变人类物种的担忧。所有这些担忧都是西方人拿到我们的科技著作，理解歪了，用歪了的一系列后果。在道家和儒家思想看来，现在西方人主导的制器，人工因素太过，甚至走向妖异，从而走向人类自身的反面。而在道家看来，儒家制器本身也是开辟了一条不归路，西方人正是在此基础上才发明了那么多妖异的事物。那么按照道家的理念，应该怎么应对人类生存环境的变化呢？那就是要随顺自然环境的变化，来安排人类社会生活。环境好我们就多出生人口，环境不好就相应地少出生人口。像自然界的植物，哪里有阳光，哪里有水，植物就可以在哪里生存和繁衍。植物繁衍扩张的边界，是阳光和水所能蔓延到的边界。再看动物，哪里有植物，吃草的动物就会扩张到哪里。动物扩张的边界，取决于植物扩张的边界。那些吃肉的动物，它们种群扩张的边界，取决于植食动物种群扩张的边界。我们人类也一样，人类种群规模扩张的边界，取决于动植物扩张的边界。如果环境不好，还要通过强力改造自然来扩张人口，这样是不利于人类自身发展的。人工因素过度，会反噬人类自身。这是道家的观点，对人类来说这的确是一种有远见的思想。有人说，既然你认同道家和儒家对科技的看法，为什么我们中国现在要跟着西方人发展现代科技？这是因为，你不发展，等西方人发展了，他们就会利用技术优势让民族从此没落下去，变成印第安人那样。在人口问题上，也是同样的道理，因为历史上作为中央帝国的中国必须在人口上保持优势，才能谋划整个人类的前途。我们发展现代科技是为了保存我们的民族，等以后我们重回巅峰，就要引领整个人类以道德制服科技的威胁，只有这样人类才有美好的未来。天工开物优于人工开物，制器应以道德自然为贵。一百年前，大儒辜鸿铭对西方人毛姆说过一段话：“你们有什么理由认为你们的东西就比我们的好？你们在艺术或文学上超过了我们吗？我们的思想家没有你们的博大精深吗？我们的文明不如你们的完整，全面，吗？当你们还在居山洞，穿兽皮，过着茹毛饮血的生活时，我们就已经是文明开化的民族了。你知不知道我们曾进行过人类历史上空前绝后的实验？我们曾寻求用智慧，而不是武力来治理这个伟大的国家。而且在许多个世纪里我们是成功了的。可是你们白种人为什么瞧不起我们黄种人？需要我来告诉你吗？就是因为你们发明了机关枪。这是你们的优势。我们是一个不设防的民族，你们可以靠武力把我们这个种族灭绝。我们的哲学家曾有过用法律和秩序治理国家的梦想，你们却用枪炮把这一梦想打得粉碎。现在你们又来向我们的青年人传输你们的经验。你们将你们邪恶的发明强加给我们。可是你们难道不知道我们是一个对机械有着天赋的民族吗？难道你们不知道我们拥有四万万世界上讲实效，为勤奋的人们吗？难道你们真的认为我们需要很久的时间才能学会你们的技术吗？当这些黄种人也可以制造出同样精良的枪炮并迎面向你们开火时，你们白种人还会剩下什么优势吗？你们求助于机关枪，可是到终你们同样将在枪口下接受审判。”辜鸿铭的预言振聋发聩，并且正在实现。但他这段话并不完全准确，西方人并不是擅长科技，而是他们的文明更崇尚物和力，不明道和德，在中国科技的基础上走上了以人灭天终灭己的道路。中国思想才是对科技理解深刻的，我们才是真正擅长科技的民族，只是以道德来限制科技的破坏性。当代中国的科技工作者们，已经具备了相对西方的颠覆式创造的能力。比如特高压，比如量子通信，等等，都是中国科技工作者颠覆式创造的体现。人类科技，始于中国，终大成于中国。从哪里来，到哪里去，叶落归根。历史才是真正的不可抗力。
西方人不能完全理解外丹术的古籍，也不能理解中国古代的科技思想。按照一般的理解，既然中国早在唐代就有了发现氧气的突破，为什么不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发展出现代化学呢？要知道现在距离1773年舍勒声称发现氧气，不过只有两百多年。有人说，对于现代化学、物理学、生物学来说，玻璃很重要，中国喜欢用陶瓷，西方喜欢用玻璃。实际上，制造玻璃对中国古代也是毫无难度的事情，唐代就有玻璃。下图是1970年何家村出土的唐代凸纹玻璃杯。中国之所以更喜欢陶瓷，而不太喜欢玻璃，是因为觉得陶瓷离天然更近一些，把陶瓷和玻璃一块儿埋在土里，显然玻璃与土壤显得更格格不入。我们会发现，陶器与土壤接近，瓷器次之，玻璃次。也就是说中国在唐代具备发展现代科学的条件，那为什么不发展呢？合理的解释是，不想更深入地发展。
在文明产生之前，人们生活在完全的天然环境中。这时期的人，与鸟兽同群，以采集为生，遵循天地法则而生活。这时候食物极大地充足，人们不用为生活操心。赫拉利在《人类简史》中指出，考古学家已经证明，生活在采集时代的普通人，他们的营养状况比后来的普通人要好得多，甚至他们的脑容量都比后来的人要大，也就是说比现在的人更聪明。在食物方面，采集时代的人食物会更丰富，营养很均衡，早上来点蘑菇野菜，中午抓只兔子，晚上再来点水果。而且不用储存食物，吃的东西更新鲜，完全没有“科技与狠活”。这时期的制器和审美，追求的是器物本身的天然素朴之美。认为天造之物，才是。“采集时代”的意识形态对应的是道家思想。过了很久，人类人口增加，环境也出现变化，真人纪结束，人类开始食物短缺，用人力改造世界的农业和工业出现了，人们不再能够本能地遵循天道而生活。文明被创造出来，人们生活在一种人为发明出来的人文环境中。这种人文环境，介于人的生存和自然之间，连同所制之器物，就构成了文明人的文化环境。这时期的意识形态对应的是儒家思想。实际上，儒家是支持科技发展的。面对人类生存环境的变迁，和生存资源的匮乏，儒家一方面是发明礼教让大家不要争。另一方面是制器，改变资源形态和资源利用效率，来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生活需求。儒家做这些事，目的都是为了养民。也就是说，儒家是人类文明农业化和工业化的集大成的开创者。道家不太认同儒家的应对方法，在《庄子》里面庄子用一个寓言故事以道家的立场批判了以子贡为代表的儒家立场。故事是这样的：子贡南游楚国，看到一个老汉浇菜地。老汉挖小水沟通到水井边，抱着陶罐汲水浇地，效率看上去很低。子贡说，有一种机械，一天能够灌溉上百畦，用力少而效率高，你怎么不用它来浇地呢？老汉问，你说的这种机械是什么样的？子贡说，用木头制成机关，后面重前面轻，提起水来就如同抽水一样，水就像沸腾水一样，疾速流出来，这种机械的名字叫槔。老汉一听，马上脸色一沉。随后又笑着对子贡说：“我听我的道家老师父说，有机械者必有机事，有机事者必有机心。机心存于胸，则纯白不备。纯白不备，则神生不定，神生不定者，道之所不载也。” 意思就是说，你说的这种机械，我不是不知道，我只是不想使用罢了。《庄子》中的这个道理，《道德经》是这么说的：“使有什伯之器而不用”。就是说这些器物，可以有，但不要过度使用。虽然中国古代很早就有了发达的化学，但并不想发明人力因素太多的器物。道家和儒家在中国是互补的主流思想，道家更本源，儒家则以道家为标准，努力向它靠近。道家认为，天然的才是。儒家则认为，虽然我为生活所迫不得不制器，无法做到完全天然，但越接近天然当然也就越好。所以，我们看到，中国人传统制器，纺织工业用的是动物纤维和植物纤维。西方人的纺织工业，用的多是人造的化学纤维。中国人的印染工业，用的是植物染料，或者是矿物染料。而西方人的印染业用的多是化工染料。中国人的漆，用的是植物漆，西方人的漆，则用的是化工漆。我们的工业，讲的是天工开物，西方人的工业讲的是人工开物，甚至要当自己的上帝，通过基因编辑创造自己。现在我们不难理解，越天然的东西也就越好。“科技与狠活”虽然让人免于饥饿，但是天然食品中的那种来自上天的勃勃生机，已经被人工添加剂扼杀了。核废水是人工过度的产物，日本人敢喝，但头脑正常的人类对此都是心存顾忌的。为什么中国古人不想在科技这条路上走得太远？因为人类做自己的上帝，远离天道，就像植物把自己的根拔出土地一样，必然是一条死路。道家和儒家时代，没有核大战的担忧，没有食品安全的担忧，没有基因编辑改变人类物种的担忧。所有这些担忧都是西方人拿到我们的科技著作，理解歪了，用歪了的一系列后果。在道家和儒家思想看来，现在西方人主导的制器，人工因素太过，甚至走向妖异，从而走向人类自身的反面。而在道家看来，儒家制器本身也是开辟了一条不归路，西方人正是在此基础上才发明了那么多妖异的事物。那么按照道家的理念，应该怎么应对人类生存环境的变化呢？那就是要随顺自然环境的变化，来安排人类社会生活。环境好我们就多出生人口，环境不好就相应地少出生人口。像自然界的植物，哪里有阳光，哪里有水，植物就可以在哪里生存和繁衍。植物繁衍扩张的边界，是阳光和水所能蔓延到的边界。再看动物，哪里有植物，吃草的动物就会扩张到哪里。动物扩张的边界，取决于植物扩张的边界。那些吃肉的动物，它们种群扩张的边界，取决于植食动物种群扩张的边界。我们人类也一样，人类种群规模扩张的边界，取决于动植物扩张的边界。如果环境不好，还要通过强力改造自然来扩张人口，这样是不利于人类自身发展的。人工因素过度，会反噬人类自身。这是道家的观点，对人类来说这的确是一种有远见的思想。有人说，既然你认同道家和儒家对科技的看法，为什么我们中国现在要跟着西方人发展现代科技？这是因为，你不发展，等西方人发展了，他们就会利用技术优势让民族从此没落下去，变成印第安人那样。在人口问题上，也是同样的道理，因为历史上作为中央帝国的中国必须在人口上保持优势，才能谋划整个人类的前途。我们发展现代科技是为了保存我们的民族，等以后我们重回巅峰，就要引领整个人类以道德制服科技的威胁，只有这样人类才有美好的未来。天工开物优于人工开物，制器应以道德自然为贵。一百年前，大儒辜鸿铭对西方人毛姆说过一段话：“你们有什么理由认为你们的东西就比我们的好？你们在艺术或文学上超过了我们吗？我们的思想家没有你们的博大精深吗？我们的文明不如你们的完整，全面，吗？当你们还在居山洞，穿兽皮，过着茹毛饮血的生活时，我们就已经是文明开化的民族了。你知不知道我们曾进行过人类历史上空前绝后的实验？我们曾寻求用智慧，而不是武力来治理这个伟大的国家。而且在许多个世纪里我们是成功了的。可是你们白种人为什么瞧不起我们黄种人？需要我来告诉你吗？就是因为你们发明了机关枪。这是你们的优势。我们是一个不设防的民族，你们可以靠武力把我们这个种族灭绝。我们的哲学家曾有过用法律和秩序治理国家的梦想，你们却用枪炮把这一梦想打得粉碎。现在你们又来向我们的青年人传输你们的经验。你们将你们邪恶的发明强加给我们。可是你们难道不知道我们是一个对机械有着天赋的民族吗？难道你们不知道我们拥有四万万世界上讲实效，为勤奋的人们吗？难道你们真的认为我们需要很久的时间才能学会你们的技术吗？当这些黄种人也可以制造出同样精良的枪炮并迎面向你们开火时，你们白种人还会剩下什么优势吗？你们求助于机关枪，可是到终你们同样将在枪口下接受审判。”辜鸿铭的预言振聋发聩，并且正在实现。但他这段话并不完全准确，西方人并不是擅长科技，而是他们的文明更崇尚物和力，不明道和德，在中国科技的基础上走上了以人灭天终灭己的道路。中国思想才是对科技理解深刻的，我们才是真正擅长科技的民族，只是以道德来限制科技的破坏性。当代中国的科技工作者们，已经具备了相对西方的颠覆式创造的能力。比如特高压，比如量子通信，等等，都是中国科技工作者颠覆式创造的体现。人类科技，始于中国，终大成于中国。从哪里来，到哪里去，叶落归根。历史才是真正的不可抗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