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义到舟山车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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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随着基金发行量增多、银行理财子公司相继成立,公募基金公司高管、基金经理的变动程度也有所加剧。截至12月23日,今年已出现了82次总经理变动,其中涉及41家基金公司。这意味着,占全部130余家基金公司(含券商资管)约30%的公司“”发生变更。
Wind资讯统计显示,截至12月23日,纳入统计的140家公募基金公司中,有93家出现基金经理离职,累计离职人数达237人,较去年同期的166人多出42%。其中,泰达宏利基金、广发基金、汇添富基金、鹏华基金、平安基金等10家公募基金公司的平均离职基金经理人数超过5人。弘毅远方基金、中泰证券资管、国融基金等9家公司基金经理变动率都在100%以上。
对于近期基金经理离职的原因,主动离任不再是主流,因业绩差而被迫离职的明显增多。金牛理财网分析师宫曼琳认为,公募基金经理离职主要有三方面原因:一是由于管理的产品业绩不好,或者公司内部结构变化,基金经理被迫离职或调整;二是表现突出的基金经理主动离职或被“挖走”,投向规模更大、影响力更大的基金公司或资产管理机构;三是基金经理的个人投资理念与公司或团队发生冲突,基金经理选择加盟其他机构。此外,还有在市场“走牛”时期,基金经理跳槽“奔私”的情况,但这并不是说震荡市或“熊市”阶段基金经理就不会跳槽。今年以来,市场结构化特征突出,行情震荡也较为明显,给基金经理们带来了很大的考核压力。
在高管方面,截至11月中旬,今年以来已有211起公募高管变更,数量超过2018年全年,创出基金业20余年发展历史的新高。其中包含董事长、总经理、副总经理、督察长等多个重要岗位的人事变动。上半年共有24家基金公司换帅,包括湘财、新华、中信保成、上投摩根、银河、工银瑞信、农银汇理、华富、先锋、金鹰、恒越等。
与基金经理离职的原因略有不同,基金公司高管出现变动主要有三类情况:一是资深总经理转任公司董事长或返回股东方任职;二是的副总经理被内部提拔为总经理;三是基金公司“挖走”业内人才担任公司总经理。
上海证券基金研究中心负责人刘亦千认为,对公募基金公司高管而言,资管规模较小的基金公司更难体现成果,而且收入相对有限。个人系基金公司如果高管之间的经营理念出现偏差,很可能导致人员流动。加上行业近年来产品竞争加剧,行业集中度也在加速提升,导致中小基金公司和新成立的公司面临巨大的生存压力。
宫曼琳表示,公募基金行业换帅频率高,既和基金公司内部考核、企业文化、外部竞争压力等因素有关,又与整个资产管理行业淡化牌照“门槛”有关。随着资管新规的落地推进,公募基金规范化经营模式培养出来的部分职业经理人,被其他资管机构相中并被“抢”的现象将不会少见。 12月13日,上海黄金交易所(简称“上金所”)今年10月份上线的沪纽金合约之一NYAuTN12进行了次交割结算,结算价为328.65元/克。据统计,上线以来,沪纽金合约的累计交易额已超100亿元,其中,NYAuTN12低价为320.10元,高价为356.85元,期间振幅约11%。什么是“沪纽金”?如何参与交易?对投资者来说价值几何?
“沪纽金是个‘混血宝宝’,是‘上海—纽约黄金’的简称。”中国工商银行相关负责人说,今年5月份,上金所与芝加哥商业交易所签署了双边产品授权协议,后者授权前者推出沪纽金,前者授权后者推出上海金期货。
10月份,上金所与芝加哥商业交易所分别正式上线了沪纽金和上海金期货。至此,全球大的场内黄金现货市场——上金所与全球大的场内黄金期货市场——芝加哥商业交易所强强联手。
沪纽金的英文名是NYAuTN。其中,NY代表纽约(New York),Au代表黄金,TN代表延期合约。根据交割月的不同,NYAuTN又可分为6月和12月交割的NYAuTN06和NYAuTN12。
简单看,沪纽金具有以下交易特征:一是场内交易,类似股票;二是带杠杆,类似黄金期货;三是现金交割,类似纸黄金。此外,还具有T+0交易、多空双向交易、日市夜市等特点。
沪纽金和人民币账户金有何区别?和上海期货交易所的黄金期货又有何不同?
“与人民币账户金相比,沪纽金拥有杠杆,为保证金、杠杆交易模式,而人民币账户金为全额资金交易模式。”上述负责人说,黄金期货是到期进行实物交割,但沪纽金是以现金交割,且临近交割月,保证金比例会有小幅提升,支持自然人持有到期。
具体到现金交割问题,按照约定,每年的6月15日和12月15日分别是NYAuTN06和NYAuTN12的现金交割结算日,投资者可在交割结算后再次使用该笔资金开仓。
结算价用人民币计价,以月份临近的COMEX黄金期货合约在当日的价格作为参考,再经过单位换算得到。也就是说,沪纽金的价格与对应的COMEX黄金期货保持一致。
沪纽金有哪些交易规则?,交易单位为100克/手,小价格变动为0.05元/克,涨跌幅限制为±5%;第二,商业银行的标准保证金比例为9%,进入交割月后,保证金比例一般会提高至13%,交割结算后恢复为9%;第三,标准交易手续费率为交易金额的万分之八,其中,银行端万分之六,交易所端万分之二。
“需要提醒的是,2019年12月31日前参与沪纽金交易,上金所端万分之二的手续费可以减免;委托工行代理交易的,达到一定的交易量,还可享受银行端手续费打折。”上述负责人说。
对于程序化交易客户,沪纽金为其提供了新的交易机会。沪纽金是上金所场内新的合约品种,客户既可使用沪纽金与上金所其他产品进行场内跨品种,也可与上期所黄金期货进行跨市场,还可与COMEX黄金期货进行跨境。
对于黄金租赁产业链客户来说,沪纽金则为其提供了新的黄金套期保值工具。沪纽金不需要进行实物交割,也不会出现临近交割月限仓的问题,因此,投资者使用沪纽金进行套期保值可在一定程度上节约成本。
需要提示的是,沪纽金为代理上金所交易业务,并非理财业务,具有“高风险高收益”特征,投资者应根据自身的风险偏好和投资经验审慎选择。优刻得将成为科创板乃至A股实行同股不同权公司,对我国资本市场意义重大。自科创板开闸以来,从首例亏损企业泽璟生物、首例红筹企业华润微电子过会,科创板提升企业包容度、服务新经济的定 位日益凸显。
在“提交注册”状态等待两个多月后,优刻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优刻得”)在12月24日等来了注册生效的结果。
12月24日晚间,中国证监会发布公告称,近日证监会按法定程序同意以下企业科创板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注册:优刻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威胜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广州洁特生物过滤股份有限公司。上述企业及其承销商将分别与上海证券交易所协商确定发行日程,并陆续刊登招股文件。
优刻得之所以备受关注,主要看点是其设置了“特别表决权”,即为“同股不同权”。
所谓“同股不同权”,又称双重股权结构、AB股结构,不同于同股同权、一股一票。在同股不同权的公司中,管理层试图以少量资本控制整个公司,将公司股票分高、低两种投票权,高投票权的股票每股具有2票至10票的投票权,称为B类股,主要由公司管理层持有;低投票权由一般股东持有,1股只有1票甚至没有投票权,称A类股。
根据特别表决权设置安排,按照本次可能发行的多股数计算,优刻得共同实际控制人季昕华、莫显峰及华琨在本次发行完成后将合计直接持有发行人19.3964%的股份及54.6113%的表决权。
优刻得对“同股不同权”的架构情有独钟。早在2013年上半年,优刻得为实施境外上市计划搭建了红筹架构,同样设置了特别表决权安排,约定A类普通股和优先股每股享有1票投票权,B类普通股每股享有3票投票权。2016年3月份,优刻得考虑回归A股上市并拆除红筹架构。2019年3月份,优刻得召开2019年次临时股东大会,再次决定设置特别表决权股份。
北京理工大学公司治理与信息披露研究中心主任张永冀表示,科创板引入同股不同权机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相当于为国内高科技、互联网企业留在A股上市扫除了一大障碍。未来,新经济公司、没有盈利的生物科技公司,以及以A股为第二上市地的创新型公司均有望试水“同股不同权”。
此前,境内同股不同权企业一般要到境外上市,这主要是因为境内资本化路径并不明确,一定程度上导致一批优质企业尤其是互联网龙头的流失。近几年来,情况在逐渐好转。2018年3月份,中国证监会所发布的《关于开展创新企业境内发行股票或存托凭证试点的若干意见》指出,试点企业应当是符合国家战略、掌握核心技术、市场认可度高,属于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软件和集成电路、高端装备制造、生物医药等高新技术产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且达到相当规模的创新企业。2018年9月份,出台《关于推动创新创业高质量发展打造“双创”升级版的意见》,明确允许科技企业实行“同股不同权”治理结构。2019年1月份,科创板征求意见稿出台,明确同股不同权企业可在科创板上市。
不难发现,自科创板开闸以来,从首例亏损企业泽璟生物、首例红筹企业华润微电子过会,科创板提升企业包容度、服务新经济的定 位日益凸显。
“优刻得将成为科创板乃至A股实行同股不同权公司,对我国资本市场意义重大。”在北京师范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教授李锐看来,同股不同权意味着A股将容纳更多新经济上市公司,而不是让新经济公司削足适履,A股市场更加开放和包容。 回顾2019年全球金融市场,为显著的特征是经济基本面下行压力不断加大与全球金融市场长牛并存。全球主要央行低利率政策和宽松货币政策虽然支撑了金融市场的牛市,但并不能保证全球市场的稳定性,造成全球市场震荡的症结仍然是贸易和地缘政治风险等不确定性。
货币政策宽松 各国股市向好
从经济基本面上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连续多次下调全球经济增长率。新报告已将2019年全球经济增速预期下调至3%,为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慢增速,也是2017年以来严重下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多次强调关税壁垒冲突上升、贸易和地缘政治风险不确定性以及发达经济体结构性因素导致了全球经济下行压力在2019年凸显。
然而,从市场表现来看,自2009年3月份至2019年12月初,标普500指数已经上升373%,MSCI全球股指也已经上涨220%。从2019年数据来看,截至12月6日,MSCI全球指数上涨了21.9%。其中,发达经济体股市更是强势增长,标普500指数涨幅为25.49%,MSCI欧洲经济暨货币联盟指数涨幅为20.81%,日经225指数涨幅为16.69%。与此同时,MSCI新兴市场指数也实现了8.63%的涨幅。
事实上,在2019年一季度全球股市收复2018年四季度大部分失地之后,就有投资者质疑全球股市与经济基本面分化的表现到底能够持续多久。研究表明,各国央行的宽松政策预期和举措极大提振了各国股市。
2019年一季度和二季度,全球主要央行开始调整政策预期。其中,美联储虽然下调了增长和通胀预期,但也暗示将会调整利率走向以对冲下行风险。欧洲央行也表示将会在较长一段时间内保持低利率政策。到了三季度,全球主要央行的宽松货币政策举措更为明显,其中美联储如市场预期两次降息,欧洲央行也开始重启量宽。在经济下行压力之下,全球主要央行货币政策造成全球市场宽松再度来袭,全球股市也随之水涨船高。
风险持续积累 “高泡沫”引关注
与股市水涨船高并行的是投资者对风险累积的担忧。自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长期低利率政策和宽松货币政策是否已经导致了金融市场“高泡沫”一直是投资者关注的焦点。当前,大量机构投资者将资金转投美国股市,认为美国经济的基本面要好于欧洲和日本。但是,随着美国税改红利逐步消退,未来股市何时出现高位回落成为悬在投资者头顶的“达摩克利斯之剑”。
全球主要央行宽松货币政策虽然支撑了金融市场的牛市,但并不能保证全球市场的稳定性,造成全球市场震荡的症结仍然是贸易和地缘政治风险等不确定性。一季度,美欧股市和新兴市场股市强势增长无疑得益于贸易摩擦阶段性缓和;二季度、三季度贸易摩擦解决路径的不确定性再次导致全球市场出现波动;四季度贸易摩擦的缓和又再次部分提升了投资者风险偏好和信心。
这一震荡表现更多体现在美国的盟友——欧洲和日本市场。今年5月份,受全球贸易紧张局势和5G产业面临不确定性影响,日本和欧洲市场在汽车、半导体等产业的拖累下出现了明显下行,日本股市更是在二季度出现了-2.4%的表现。
经济基本面的动力弱化和全球金融市场的高度流动性在全球债券市场的表现更为直观。2019年前三季度,对美国和欧洲经济压力的担忧和央行宽松政策转向导致美欧长期国债收益率不断下行。
其中,美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在一季度末下降至2017年以来的低水平,3月份出现了3年期国债收益率与10年期国债收益率倒挂这一令人担忧的现象。德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也在同期下降至负利率区间,这也是自2016年10月份以来的首次。此后,美联储和欧洲央行的政策预期导致10年期美国国债收益率在二季度再次下调40个基点左右,德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下探至-0.33%。三季度,9月份欧洲央行重启宽松和美联储降息,叠加经济数据持续恶化趋势,造成美欧国债市场收益率再次下降。美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曾在8月底达到1.5%的低位,并曾短暂低于两年期国债收益率,终季末较二季度下滑30个基点。同样,三季度10年期德国国债收益率进一步下滑了24个基点至0.57%。
与股市投资者的风险担忧相类似,全球债券市场未来风险也不容忽视。在经济基本面下行压力较大和宽松货币政策环境的共同影响下,当前发达经济体国债总量中20%以上为负利率债券。这一长期低利率环境将促使投资者为了追逐风险收益加大配置风险高、流动性差的资产,也将成为未来全球金融市场的一大风险来源。
与此同时,宽松的货币政策环境导致当前发达经济体低评级公司融资更为便利,大量低评级债券的出现将成为全球金融系统性风险的又一来源。
资本市场“虚胖” 金融科技走强
牛市虽好,但其背后存在低增长、低通胀的宏观基本面问题以及资本市场的高流动性、泡沫问题。自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全球央行持续为市场注入流动性并实施宽松货币政策,实现了经济复苏,但复苏力度并不及预期。大量流动性并没有带来主要发达经济体通胀回升,这凸显了实体经济需求不足。在这一形势下,货币宽松政策的持续和流动性再次注入意味着资本市场“虚胖”成分在不断累积,金融系统性风险在逐渐上升。
展望2020年,各方上调了2020年经济基本面增长预期,这为投资者提供了一定支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期2020年经济走势要好于今年,因而投资者中“牛市不会因为太长而结束”的观点赢得了更多市场。据此,花旗财富管理认为,2020年全球股市可能仍有6%至8%的上行空间。
其中,针对处于历史高位的美股市场,投资者预计2020年下半年股市可能受到美国总统大选因素的影响,加之更严格的银行信贷标准,以及此前收益率曲线倒挂可能增加24个月后的市场波动性,花旗财富管理对于2020年下半年股市保持谨慎乐观。
在传统金融行业焦虑上升的情况下,新兴的金融科技行业在2019年迎来新的发展。毕马威日前发布的2019年金融科技100强报告显示,全球金融科技创新100强企业在近一年计吸引了180亿美元资金。同时,资金流向更加集中于位居前列的企业,一年内吸引1亿美元以上资金的企业数量为32个,高于2018年的26个。
在产业分布层面,支付交易公司、财富管理公司、保险公司和借贷公司是当前金融科技企业的四种主要形态,支付交易公司在全球金融科技企业中占据较高比重。
在地区分布层面,中国和亚太区国家在全球金融科技创新中日益凸显。在100强企业中,亚洲地区入选数量为34家,高于欧洲、美洲和英国企业数量。其中,全球前十融科技企业中,蚂蚁金服、京东数科和度小满金融分别位列第1位、第3位和第6位,显示了中国在金融科技产业领域的领先优势。 回顾2019年全球金融市场,为显著的特征是经济基本面下行压力不断加大与全球金融市场长牛并存。全球主要央行低利率政策和宽松货币政策虽然支撑了金融市场的牛市,但并不能保证全球市场的稳定性,造成全球市场震荡的症结仍然是贸易和地缘政治风险等不确定性。
货币政策宽松 各国股市向好
从经济基本面上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连续多次下调全球经济增长率。新报告已将2019年全球经济增速预期下调至3%,为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慢增速,也是2017年以来严重下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多次强调关税壁垒冲突上升、贸易和地缘政治风险不确定性以及发达经济体结构性因素导致了全球经济下行压力在2019年凸显。
然而,从市场表现来看,自2009年3月份至2019年12月初,标普500指数已经上升373%,MSCI全球股指也已经上涨220%。从2019年数据来看,截至12月6日,MSCI全球指数上涨了21.9%。其中,发达经济体股市更是强势增长,标普500指数涨幅为25.49%,MSCI欧洲经济暨货币联盟指数涨幅为20.81%,日经225指数涨幅为16.69%。与此同时,MSCI新兴市场指数也实现了8.63%的涨幅。
事实上,在2019年一季度全球股市收复2018年四季度大部分失地之后,就有投资者质疑全球股市与经济基本面分化的表现到底能够持续多久。研究表明,各国央行的宽松政策预期和举措极大提振了各国股市。
2019年一季度和二季度,全球主要央行开始调整政策预期。其中,美联储虽然下调了增长和通胀预期,但也暗示将会调整利率走向以对冲下行风险。欧洲央行也表示将会在较长一段时间内保持低利率政策。到了三季度,全球主要央行的宽松货币政策举措更为明显,其中美联储如市场预期两次降息,欧洲央行也开始重启量宽。在经济下行压力之下,全球主要央行货币政策造成全球市场宽松再度来袭,全球股市也随之水涨船高。
风险持续积累 “高泡沫”引关注
与股市水涨船高并行的是投资者对风险累积的担忧。自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长期低利率政策和宽松货币政策是否已经导致了金融市场“高泡沫”一直是投资者关注的焦点。当前,大量机构投资者将资金转投美国股市,认为美国经济的基本面要好于欧洲和日本。但是,随着美国税改红利逐步消退,未来股市何时出现高位回落成为悬在投资者头顶的“达摩克利斯之剑”。
全球主要央行宽松货币政策虽然支撑了金融市场的牛市,但并不能保证全球市场的稳定性,造成全球市场震荡的症结仍然是贸易和地缘政治风险等不确定性。一季度,美欧股市和新兴市场股市强势增长无疑得益于贸易摩擦阶段性缓和;二季度、三季度贸易摩擦解决路径的不确定性再次导致全球市场出现波动;四季度贸易摩擦的缓和又再次部分提升了投资者风险偏好和信心。
这一震荡表现更多体现在美国的盟友——欧洲和日本市场。今年5月份,受全球贸易紧张局势和5G产业面临不确定性影响,日本和欧洲市场在汽车、半导体等产业的拖累下出现了明显下行,日本股市更是在二季度出现了-2.4%的表现。
经济基本面的动力弱化和全球金融市场的高度流动性在全球债券市场的表现更为直观。2019年前三季度,对美国和欧洲经济压力的担忧和央行宽松政策转向导致美欧长期国债收益率不断下行。
其中,美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在一季度末下降至2017年以来的低水平,3月份出现了3年期国债收益率与10年期国债收益率倒挂这一令人担忧的现象。德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也在同期下降至负利率区间,这也是自2016年10月份以来的首次。此后,美联储和欧洲央行的政策预期导致10年期美国国债收益率在二季度再次下调40个基点左右,德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下探至-0.33%。三季度,9月份欧洲央行重启宽松和美联储降息,叠加经济数据持续恶化趋势,造成美欧国债市场收益率再次下降。美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曾在8月底达到1.5%的低位,并曾短暂低于两年期国债收益率,终季末较二季度下滑30个基点。同样,三季度10年期德国国债收益率进一步下滑了24个基点至0.57%。
与股市投资者的风险担忧相类似,全球债券市场未来风险也不容忽视。在经济基本面下行压力较大和宽松货币政策环境的共同影响下,当前发达经济体国债总量中20%以上为负利率债券。这一长期低利率环境将促使投资者为了追逐风险收益加大配置风险高、流动性差的资产,也将成为未来全球金融市场的一大风险来源。
与此同时,宽松的货币政策环境导致当前发达经济体低评级公司融资更为便利,大量低评级债券的出现将成为全球金融系统性风险的又一来源。
资本市场“虚胖” 金融科技走强
牛市虽好,但其背后存在低增长、低通胀的宏观基本面问题以及资本市场的高流动性、泡沫问题。自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全球央行持续为市场注入流动性并实施宽松货币政策,实现了经济复苏,但复苏力度并不及预期。大量流动性并没有带来主要发达经济体通胀回升,这凸显了实体经济需求不足。在这一形势下,货币宽松政策的持续和流动性再次注入意味着资本市场“虚胖”成分在不断累积,金融系统性风险在逐渐上升。
金融更好服务实体经济是有效防范金融风险、促进自身健康发展的治本之策。近年来,尽管围绕民营企业的金融服务不断提升,但民营企业尤其是中小微企业在贷款、发债等融资领域仍然存在障碍。如何让更多中小微民企享受到在金融市场融资、并购、资源配置方面的支持,探索用市场化办法解决民营企业融资难问题,显得尤为重要。其中,进一步提高金融结构与经济结构匹配度十分关键。
改革开放以来,以民营中小企业为主体的轻资产重知识部门,逐渐在经济增长中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不过,在经济结构升级的同时,金融结构却未同步升级。比如,轻资产重知识部门融资需求旺盛,但缺乏有效抵押物。金融机构信贷产品还是以抵押、担保为主,针对民营企业实际开发的信贷服务产品较少。在直接融资领域,存在金融为民营企业输血功能不强问题,一欠广度,覆盖面窄;二欠力度,满足率较低。这种脱节和不匹配,是民营企业特别是中小民企与金融服务对接难的主要症结之一。
经济步入新常态,需要建立一个更加开放包容的竞争性金融体系,以支持实体经济发现和培育新的增长动力。要在思想上破除“规模论”,对民企和国企一视同仁。在此基础上,着力调整和优化金融结构,使之与转型升级的经济结构相匹配,让更多流动性的活水流入民营企业。
从间接融资方面看,要健全银行业金融机构服务民营企业体系,支持发展以中小微民营企业为主要服务对象的中小金融机构。具体看,国有大型银行可进一步运用大数据、云计算和区块链等技术,加强普惠金融事业部建设,加大小微企业专营机制建设力度。城市商业银行要坚决回归服务当地经济发展、服务小微企业、服务社区居民的业务本源,创新经营机制和服务模式,提高精准服务、灵活服务能力。农村商业银行要扎根农村,与政策性金融体系协调配合,积极探索与地区差异特征相适应的“三农”金融服务体系等。此外,要健全授信尽职免责机制,在内部绩效考核制度中落实对小微企业贷款不良容忍的监管政策,积极探索建立为优质民营企业增信的新机制。
从直接融资角度看,要大力发展多层次资本市场,提高股权融资比重。一方面,要修改完善证券法,推广注册制,提高民营企业首发上市和再融资审核效率,积极鼓励符合条件的民营企业在科创板上市,深化创业板、新三板改革,支持服务民营企业的区域性股权市场建设,让更多难以获得银行贷款而发展前景好、符合“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方向的民营创新型企业,通过股市融资得到资金活水。另一方面,要大力发展债券市场,发展民营企业债券融资支持工具,以市场化方式增信支持民营企业融资。
当然,在金融结构调整和优化过程中,风险管控也要到位。一是加大风险识别、防范、管控,重点防范民营企业偏离主业、过度扩张、高杠杆经营等风险行为。二是深化联合授信试点,利用大数据等新技术,对民营企业经营管理风险及时预警提示。三是健全民营企业失信惩戒机制。随着金融结构和经济结构匹配度提升,必将有更多的资本活水灌溉民企,壮大实体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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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随着基金发行量增多、银行理财子公司相继成立,公募基金公司高管、基金经理的变动程度也有所加剧。截至12月23日,今年已出现了82次总经理变动,其中涉及41家基金公司。这意味着,占全部130余家基金公司(含券商资管)约30%的公司“”发生变更。
Wind资讯统计显示,截至12月23日,纳入统计的140家公募基金公司中,有93家出现基金经理离职,累计离职人数达237人,较去年同期的166人多出42%。其中,泰达宏利基金、广发基金、汇添富基金、鹏华基金、平安基金等10家公募基金公司的平均离职基金经理人数超过5人。弘毅远方基金、中泰证券资管、国融基金等9家公司基金经理变动率都在100%以上。
对于近期基金经理离职的原因,主动离任不再是主流,因业绩差而被迫离职的明显增多。金牛理财网分析师宫曼琳认为,公募基金经理离职主要有三方面原因:一是由于管理的产品业绩不好,或者公司内部结构变化,基金经理被迫离职或调整;二是表现突出的基金经理主动离职或被“挖走”,投向规模更大、影响力更大的基金公司或资产管理机构;三是基金经理的个人投资理念与公司或团队发生冲突,基金经理选择加盟其他机构。此外,还有在市场“走牛”时期,基金经理跳槽“奔私”的情况,但这并不是说震荡市或“熊市”阶段基金经理就不会跳槽。今年以来,市场结构化特征突出,行情震荡也较为明显,给基金经理们带来了很大的考核压力。
在高管方面,截至11月中旬,今年以来已有211起公募高管变更,数量超过2018年全年,创出基金业20余年发展历史的新高。其中包含董事长、总经理、副总经理、督察长等多个重要岗位的人事变动。上半年共有24家基金公司换帅,包括湘财、新华、中信保成、上投摩根、银河、工银瑞信、农银汇理、华富、先锋、金鹰、恒越等。
与基金经理离职的原因略有不同,基金公司高管出现变动主要有三类情况:一是资深总经理转任公司董事长或返回股东方任职;二是的副总经理被内部提拔为总经理;三是基金公司“挖走”业内人才担任公司总经理。
上海证券基金研究中心负责人刘亦千认为,对公募基金公司高管而言,资管规模较小的基金公司更难体现成果,而且收入相对有限。个人系基金公司如果高管之间的经营理念出现偏差,很可能导致人员流动。加上行业近年来产品竞争加剧,行业集中度也在加速提升,导致中小基金公司和新成立的公司面临巨大的生存压力。
宫曼琳表示,公募基金行业换帅频率高,既和基金公司内部考核、企业文化、外部竞争压力等因素有关,又与整个资产管理行业淡化牌照“门槛”有关。随着资管新规的落地推进,公募基金规范化经营模式培养出来的部分职业经理人,被其他资管机构相中并被“抢”的现象将不会少见。 12月13日,上海黄金交易所(简称“上金所”)今年10月份上线的沪纽金合约之一NYAuTN12进行了次交割结算,结算价为328.65元/克。据统计,上线以来,沪纽金合约的累计交易额已超100亿元,其中,NYAuTN12低价为320.10元,高价为356.85元,期间振幅约11%。什么是“沪纽金”?如何参与交易?对投资者来说价值几何?
“沪纽金是个‘混血宝宝’,是‘上海—纽约黄金’的简称。”中国工商银行相关负责人说,今年5月份,上金所与芝加哥商业交易所签署了双边产品授权协议,后者授权前者推出沪纽金,前者授权后者推出上海金期货。
10月份,上金所与芝加哥商业交易所分别正式上线了沪纽金和上海金期货。至此,全球大的场内黄金现货市场——上金所与全球大的场内黄金期货市场——芝加哥商业交易所强强联手。
沪纽金的英文名是NYAuTN。其中,NY代表纽约(New York),Au代表黄金,TN代表延期合约。根据交割月的不同,NYAuTN又可分为6月和12月交割的NYAuTN06和NYAuTN12。
简单看,沪纽金具有以下交易特征:一是场内交易,类似股票;二是带杠杆,类似黄金期货;三是现金交割,类似纸黄金。此外,还具有T+0交易、多空双向交易、日市夜市等特点。
沪纽金和人民币账户金有何区别?和上海期货交易所的黄金期货又有何不同?
“与人民币账户金相比,沪纽金拥有杠杆,为保证金、杠杆交易模式,而人民币账户金为全额资金交易模式。”上述负责人说,黄金期货是到期进行实物交割,但沪纽金是以现金交割,且临近交割月,保证金比例会有小幅提升,支持自然人持有到期。
具体到现金交割问题,按照约定,每年的6月15日和12月15日分别是NYAuTN06和NYAuTN12的现金交割结算日,投资者可在交割结算后再次使用该笔资金开仓。
结算价用人民币计价,以月份临近的COMEX黄金期货合约在当日的价格作为参考,再经过单位换算得到。也就是说,沪纽金的价格与对应的COMEX黄金期货保持一致。
沪纽金有哪些交易规则?,交易单位为100克/手,小价格变动为0.05元/克,涨跌幅限制为±5%;第二,商业银行的标准保证金比例为9%,进入交割月后,保证金比例一般会提高至13%,交割结算后恢复为9%;第三,标准交易手续费率为交易金额的万分之八,其中,银行端万分之六,交易所端万分之二。
“需要提醒的是,2019年12月31日前参与沪纽金交易,上金所端万分之二的手续费可以减免;委托工行代理交易的,达到一定的交易量,还可享受银行端手续费打折。”上述负责人说。
对于程序化交易客户,沪纽金为其提供了新的交易机会。沪纽金是上金所场内新的合约品种,客户既可使用沪纽金与上金所其他产品进行场内跨品种,也可与上期所黄金期货进行跨市场,还可与COMEX黄金期货进行跨境。
对于黄金租赁产业链客户来说,沪纽金则为其提供了新的黄金套期保值工具。沪纽金不需要进行实物交割,也不会出现临近交割月限仓的问题,因此,投资者使用沪纽金进行套期保值可在一定程度上节约成本。
需要提示的是,沪纽金为代理上金所交易业务,并非理财业务,具有“高风险高收益”特征,投资者应根据自身的风险偏好和投资经验审慎选择。优刻得将成为科创板乃至A股实行同股不同权公司,对我国资本市场意义重大。自科创板开闸以来,从首例亏损企业泽璟生物、首例红筹企业华润微电子过会,科创板提升企业包容度、服务新经济的定 位日益凸显。
在“提交注册”状态等待两个多月后,优刻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优刻得”)在12月24日等来了注册生效的结果。
12月24日晚间,中国证监会发布公告称,近日证监会按法定程序同意以下企业科创板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注册:优刻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威胜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广州洁特生物过滤股份有限公司。上述企业及其承销商将分别与上海证券交易所协商确定发行日程,并陆续刊登招股文件。
优刻得之所以备受关注,主要看点是其设置了“特别表决权”,即为“同股不同权”。
所谓“同股不同权”,又称双重股权结构、AB股结构,不同于同股同权、一股一票。在同股不同权的公司中,管理层试图以少量资本控制整个公司,将公司股票分高、低两种投票权,高投票权的股票每股具有2票至10票的投票权,称为B类股,主要由公司管理层持有;低投票权由一般股东持有,1股只有1票甚至没有投票权,称A类股。
根据特别表决权设置安排,按照本次可能发行的多股数计算,优刻得共同实际控制人季昕华、莫显峰及华琨在本次发行完成后将合计直接持有发行人19.3964%的股份及54.6113%的表决权。
优刻得对“同股不同权”的架构情有独钟。早在2013年上半年,优刻得为实施境外上市计划搭建了红筹架构,同样设置了特别表决权安排,约定A类普通股和优先股每股享有1票投票权,B类普通股每股享有3票投票权。2016年3月份,优刻得考虑回归A股上市并拆除红筹架构。2019年3月份,优刻得召开2019年次临时股东大会,再次决定设置特别表决权股份。
北京理工大学公司治理与信息披露研究中心主任张永冀表示,科创板引入同股不同权机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相当于为国内高科技、互联网企业留在A股上市扫除了一大障碍。未来,新经济公司、没有盈利的生物科技公司,以及以A股为第二上市地的创新型公司均有望试水“同股不同权”。
此前,境内同股不同权企业一般要到境外上市,这主要是因为境内资本化路径并不明确,一定程度上导致一批优质企业尤其是互联网龙头的流失。近几年来,情况在逐渐好转。2018年3月份,中国证监会所发布的《关于开展创新企业境内发行股票或存托凭证试点的若干意见》指出,试点企业应当是符合国家战略、掌握核心技术、市场认可度高,属于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软件和集成电路、高端装备制造、生物医药等高新技术产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且达到相当规模的创新企业。2018年9月份,出台《关于推动创新创业高质量发展打造“双创”升级版的意见》,明确允许科技企业实行“同股不同权”治理结构。2019年1月份,科创板征求意见稿出台,明确同股不同权企业可在科创板上市。
不难发现,自科创板开闸以来,从首例亏损企业泽璟生物、首例红筹企业华润微电子过会,科创板提升企业包容度、服务新经济的定 位日益凸显。
“优刻得将成为科创板乃至A股实行同股不同权公司,对我国资本市场意义重大。”在北京师范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教授李锐看来,同股不同权意味着A股将容纳更多新经济上市公司,而不是让新经济公司削足适履,A股市场更加开放和包容。 回顾2019年全球金融市场,为显著的特征是经济基本面下行压力不断加大与全球金融市场长牛并存。全球主要央行低利率政策和宽松货币政策虽然支撑了金融市场的牛市,但并不能保证全球市场的稳定性,造成全球市场震荡的症结仍然是贸易和地缘政治风险等不确定性。
货币政策宽松 各国股市向好
从经济基本面上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连续多次下调全球经济增长率。新报告已将2019年全球经济增速预期下调至3%,为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慢增速,也是2017年以来严重下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多次强调关税壁垒冲突上升、贸易和地缘政治风险不确定性以及发达经济体结构性因素导致了全球经济下行压力在2019年凸显。
然而,从市场表现来看,自2009年3月份至2019年12月初,标普500指数已经上升373%,MSCI全球股指也已经上涨220%。从2019年数据来看,截至12月6日,MSCI全球指数上涨了21.9%。其中,发达经济体股市更是强势增长,标普500指数涨幅为25.49%,MSCI欧洲经济暨货币联盟指数涨幅为20.81%,日经225指数涨幅为16.69%。与此同时,MSCI新兴市场指数也实现了8.63%的涨幅。
事实上,在2019年一季度全球股市收复2018年四季度大部分失地之后,就有投资者质疑全球股市与经济基本面分化的表现到底能够持续多久。研究表明,各国央行的宽松政策预期和举措极大提振了各国股市。
2019年一季度和二季度,全球主要央行开始调整政策预期。其中,美联储虽然下调了增长和通胀预期,但也暗示将会调整利率走向以对冲下行风险。欧洲央行也表示将会在较长一段时间内保持低利率政策。到了三季度,全球主要央行的宽松货币政策举措更为明显,其中美联储如市场预期两次降息,欧洲央行也开始重启量宽。在经济下行压力之下,全球主要央行货币政策造成全球市场宽松再度来袭,全球股市也随之水涨船高。
风险持续积累 “高泡沫”引关注
与股市水涨船高并行的是投资者对风险累积的担忧。自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长期低利率政策和宽松货币政策是否已经导致了金融市场“高泡沫”一直是投资者关注的焦点。当前,大量机构投资者将资金转投美国股市,认为美国经济的基本面要好于欧洲和日本。但是,随着美国税改红利逐步消退,未来股市何时出现高位回落成为悬在投资者头顶的“达摩克利斯之剑”。
全球主要央行宽松货币政策虽然支撑了金融市场的牛市,但并不能保证全球市场的稳定性,造成全球市场震荡的症结仍然是贸易和地缘政治风险等不确定性。一季度,美欧股市和新兴市场股市强势增长无疑得益于贸易摩擦阶段性缓和;二季度、三季度贸易摩擦解决路径的不确定性再次导致全球市场出现波动;四季度贸易摩擦的缓和又再次部分提升了投资者风险偏好和信心。
这一震荡表现更多体现在美国的盟友——欧洲和日本市场。今年5月份,受全球贸易紧张局势和5G产业面临不确定性影响,日本和欧洲市场在汽车、半导体等产业的拖累下出现了明显下行,日本股市更是在二季度出现了-2.4%的表现。
经济基本面的动力弱化和全球金融市场的高度流动性在全球债券市场的表现更为直观。2019年前三季度,对美国和欧洲经济压力的担忧和央行宽松政策转向导致美欧长期国债收益率不断下行。
其中,美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在一季度末下降至2017年以来的低水平,3月份出现了3年期国债收益率与10年期国债收益率倒挂这一令人担忧的现象。德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也在同期下降至负利率区间,这也是自2016年10月份以来的首次。此后,美联储和欧洲央行的政策预期导致10年期美国国债收益率在二季度再次下调40个基点左右,德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下探至-0.33%。三季度,9月份欧洲央行重启宽松和美联储降息,叠加经济数据持续恶化趋势,造成美欧国债市场收益率再次下降。美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曾在8月底达到1.5%的低位,并曾短暂低于两年期国债收益率,终季末较二季度下滑30个基点。同样,三季度10年期德国国债收益率进一步下滑了24个基点至0.57%。
与股市投资者的风险担忧相类似,全球债券市场未来风险也不容忽视。在经济基本面下行压力较大和宽松货币政策环境的共同影响下,当前发达经济体国债总量中20%以上为负利率债券。这一长期低利率环境将促使投资者为了追逐风险收益加大配置风险高、流动性差的资产,也将成为未来全球金融市场的一大风险来源。
与此同时,宽松的货币政策环境导致当前发达经济体低评级公司融资更为便利,大量低评级债券的出现将成为全球金融系统性风险的又一来源。
资本市场“虚胖” 金融科技走强
牛市虽好,但其背后存在低增长、低通胀的宏观基本面问题以及资本市场的高流动性、泡沫问题。自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全球央行持续为市场注入流动性并实施宽松货币政策,实现了经济复苏,但复苏力度并不及预期。大量流动性并没有带来主要发达经济体通胀回升,这凸显了实体经济需求不足。在这一形势下,货币宽松政策的持续和流动性再次注入意味着资本市场“虚胖”成分在不断累积,金融系统性风险在逐渐上升。
展望2020年,各方上调了2020年经济基本面增长预期,这为投资者提供了一定支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期2020年经济走势要好于今年,因而投资者中“牛市不会因为太长而结束”的观点赢得了更多市场。据此,花旗财富管理认为,2020年全球股市可能仍有6%至8%的上行空间。
其中,针对处于历史高位的美股市场,投资者预计2020年下半年股市可能受到美国总统大选因素的影响,加之更严格的银行信贷标准,以及此前收益率曲线倒挂可能增加24个月后的市场波动性,花旗财富管理对于2020年下半年股市保持谨慎乐观。
在传统金融行业焦虑上升的情况下,新兴的金融科技行业在2019年迎来新的发展。毕马威日前发布的2019年金融科技100强报告显示,全球金融科技创新100强企业在近一年计吸引了180亿美元资金。同时,资金流向更加集中于位居前列的企业,一年内吸引1亿美元以上资金的企业数量为32个,高于2018年的26个。
在产业分布层面,支付交易公司、财富管理公司、保险公司和借贷公司是当前金融科技企业的四种主要形态,支付交易公司在全球金融科技企业中占据较高比重。
在地区分布层面,中国和亚太区国家在全球金融科技创新中日益凸显。在100强企业中,亚洲地区入选数量为34家,高于欧洲、美洲和英国企业数量。其中,全球前十融科技企业中,蚂蚁金服、京东数科和度小满金融分别位列第1位、第3位和第6位,显示了中国在金融科技产业领域的领先优势。 回顾2019年全球金融市场,为显著的特征是经济基本面下行压力不断加大与全球金融市场长牛并存。全球主要央行低利率政策和宽松货币政策虽然支撑了金融市场的牛市,但并不能保证全球市场的稳定性,造成全球市场震荡的症结仍然是贸易和地缘政治风险等不确定性。
货币政策宽松 各国股市向好
从经济基本面上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连续多次下调全球经济增长率。新报告已将2019年全球经济增速预期下调至3%,为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慢增速,也是2017年以来严重下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多次强调关税壁垒冲突上升、贸易和地缘政治风险不确定性以及发达经济体结构性因素导致了全球经济下行压力在2019年凸显。
然而,从市场表现来看,自2009年3月份至2019年12月初,标普500指数已经上升373%,MSCI全球股指也已经上涨220%。从2019年数据来看,截至12月6日,MSCI全球指数上涨了21.9%。其中,发达经济体股市更是强势增长,标普500指数涨幅为25.49%,MSCI欧洲经济暨货币联盟指数涨幅为20.81%,日经225指数涨幅为16.69%。与此同时,MSCI新兴市场指数也实现了8.63%的涨幅。
事实上,在2019年一季度全球股市收复2018年四季度大部分失地之后,就有投资者质疑全球股市与经济基本面分化的表现到底能够持续多久。研究表明,各国央行的宽松政策预期和举措极大提振了各国股市。
2019年一季度和二季度,全球主要央行开始调整政策预期。其中,美联储虽然下调了增长和通胀预期,但也暗示将会调整利率走向以对冲下行风险。欧洲央行也表示将会在较长一段时间内保持低利率政策。到了三季度,全球主要央行的宽松货币政策举措更为明显,其中美联储如市场预期两次降息,欧洲央行也开始重启量宽。在经济下行压力之下,全球主要央行货币政策造成全球市场宽松再度来袭,全球股市也随之水涨船高。
风险持续积累 “高泡沫”引关注
与股市水涨船高并行的是投资者对风险累积的担忧。自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长期低利率政策和宽松货币政策是否已经导致了金融市场“高泡沫”一直是投资者关注的焦点。当前,大量机构投资者将资金转投美国股市,认为美国经济的基本面要好于欧洲和日本。但是,随着美国税改红利逐步消退,未来股市何时出现高位回落成为悬在投资者头顶的“达摩克利斯之剑”。
全球主要央行宽松货币政策虽然支撑了金融市场的牛市,但并不能保证全球市场的稳定性,造成全球市场震荡的症结仍然是贸易和地缘政治风险等不确定性。一季度,美欧股市和新兴市场股市强势增长无疑得益于贸易摩擦阶段性缓和;二季度、三季度贸易摩擦解决路径的不确定性再次导致全球市场出现波动;四季度贸易摩擦的缓和又再次部分提升了投资者风险偏好和信心。
这一震荡表现更多体现在美国的盟友——欧洲和日本市场。今年5月份,受全球贸易紧张局势和5G产业面临不确定性影响,日本和欧洲市场在汽车、半导体等产业的拖累下出现了明显下行,日本股市更是在二季度出现了-2.4%的表现。
经济基本面的动力弱化和全球金融市场的高度流动性在全球债券市场的表现更为直观。2019年前三季度,对美国和欧洲经济压力的担忧和央行宽松政策转向导致美欧长期国债收益率不断下行。
其中,美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在一季度末下降至2017年以来的低水平,3月份出现了3年期国债收益率与10年期国债收益率倒挂这一令人担忧的现象。德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也在同期下降至负利率区间,这也是自2016年10月份以来的首次。此后,美联储和欧洲央行的政策预期导致10年期美国国债收益率在二季度再次下调40个基点左右,德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下探至-0.33%。三季度,9月份欧洲央行重启宽松和美联储降息,叠加经济数据持续恶化趋势,造成美欧国债市场收益率再次下降。美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曾在8月底达到1.5%的低位,并曾短暂低于两年期国债收益率,终季末较二季度下滑30个基点。同样,三季度10年期德国国债收益率进一步下滑了24个基点至0.57%。
与股市投资者的风险担忧相类似,全球债券市场未来风险也不容忽视。在经济基本面下行压力较大和宽松货币政策环境的共同影响下,当前发达经济体国债总量中20%以上为负利率债券。这一长期低利率环境将促使投资者为了追逐风险收益加大配置风险高、流动性差的资产,也将成为未来全球金融市场的一大风险来源。
与此同时,宽松的货币政策环境导致当前发达经济体低评级公司融资更为便利,大量低评级债券的出现将成为全球金融系统性风险的又一来源。
资本市场“虚胖” 金融科技走强
牛市虽好,但其背后存在低增长、低通胀的宏观基本面问题以及资本市场的高流动性、泡沫问题。自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全球央行持续为市场注入流动性并实施宽松货币政策,实现了经济复苏,但复苏力度并不及预期。大量流动性并没有带来主要发达经济体通胀回升,这凸显了实体经济需求不足。在这一形势下,货币宽松政策的持续和流动性再次注入意味着资本市场“虚胖”成分在不断累积,金融系统性风险在逐渐上升。
金融更好服务实体经济是有效防范金融风险、促进自身健康发展的治本之策。近年来,尽管围绕民营企业的金融服务不断提升,但民营企业尤其是中小微企业在贷款、发债等融资领域仍然存在障碍。如何让更多中小微民企享受到在金融市场融资、并购、资源配置方面的支持,探索用市场化办法解决民营企业融资难问题,显得尤为重要。其中,进一步提高金融结构与经济结构匹配度十分关键。
改革开放以来,以民营中小企业为主体的轻资产重知识部门,逐渐在经济增长中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不过,在经济结构升级的同时,金融结构却未同步升级。比如,轻资产重知识部门融资需求旺盛,但缺乏有效抵押物。金融机构信贷产品还是以抵押、担保为主,针对民营企业实际开发的信贷服务产品较少。在直接融资领域,存在金融为民营企业输血功能不强问题,一欠广度,覆盖面窄;二欠力度,满足率较低。这种脱节和不匹配,是民营企业特别是中小民企与金融服务对接难的主要症结之一。
经济步入新常态,需要建立一个更加开放包容的竞争性金融体系,以支持实体经济发现和培育新的增长动力。要在思想上破除“规模论”,对民企和国企一视同仁。在此基础上,着力调整和优化金融结构,使之与转型升级的经济结构相匹配,让更多流动性的活水流入民营企业。
从间接融资方面看,要健全银行业金融机构服务民营企业体系,支持发展以中小微民营企业为主要服务对象的中小金融机构。具体看,国有大型银行可进一步运用大数据、云计算和区块链等技术,加强普惠金融事业部建设,加大小微企业专营机制建设力度。城市商业银行要坚决回归服务当地经济发展、服务小微企业、服务社区居民的业务本源,创新经营机制和服务模式,提高精准服务、灵活服务能力。农村商业银行要扎根农村,与政策性金融体系协调配合,积极探索与地区差异特征相适应的“三农”金融服务体系等。此外,要健全授信尽职免责机制,在内部绩效考核制度中落实对小微企业贷款不良容忍的监管政策,积极探索建立为优质民营企业增信的新机制。
从直接融资角度看,要大力发展多层次资本市场,提高股权融资比重。一方面,要修改完善证券法,推广注册制,提高民营企业首发上市和再融资审核效率,积极鼓励符合条件的民营企业在科创板上市,深化创业板、新三板改革,支持服务民营企业的区域性股权市场建设,让更多难以获得银行贷款而发展前景好、符合“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方向的民营创新型企业,通过股市融资得到资金活水。另一方面,要大力发展债券市场,发展民营企业债券融资支持工具,以市场化方式增信支持民营企业融资。
当然,在金融结构调整和优化过程中,风险管控也要到位。一是加大风险识别、防范、管控,重点防范民营企业偏离主业、过度扩张、高杠杆经营等风险行为。二是深化联合授信试点,利用大数据等新技术,对民营企业经营管理风险及时预警提示。三是健全民营企业失信惩戒机制。随着金融结构和经济结构匹配度提升,必将有更多的资本活水灌溉民企,壮大实体经济。